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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国家自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全球化辩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尝试从国内政治反应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虽然民族国家的政策可以给国际市场一体化设置壁垒和迟滞其发展,但是民族国家也同样能够通过提供稳定的国内环境和缓和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来促进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削弱了国家自主权,减小了民族国家政府给全球经济活动设置壁垒的能力,但同时也使民族国家支持全球化平稳发展的能力降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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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亚洲崛起的背景下,默克尔推行"价值观外交"意在抢占道德制高点,以牵制中国并维护德国和欧盟的"文明国家"特性,同时在国内挤压社民党和绿党的意识形态空间,打击大联合政府内部的社民党阵营,以便取得对外交政策方向的掌控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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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欧盟的复杂性以及欧盟传统大国内政外交的局限性,中国对欧外交应加强间接战略,以迂回方式取得更大效果。譬如,不把希望仅寄托在"大国主宰"上,而同时加强针对中、小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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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企业步人市场竞争的大潮,企业改革不断深化,深层次矛盾及问题不断出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同样也在观念、内容、方法等方面面临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撞击。要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新时期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保证.唯一的选择是创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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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理论在德国的政界和学界影响很大。本文通过分析德国对外政策的实践评介了这一理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是国内稳定的市民社会和以市民社会价值观为主导的国家角色设计方案。在实践中 ,德国外交政策致力于多边主义原则 ,坚持“西方一体化”取向 ,推动国际关系的文明化和法治化 ,但它同时也受相互依存的国际政治现实的制约和影响。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仍然有其发展的限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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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后的德国在应对冷战后数次重大国际危机时的外交决策显现出了来回摇摆的特点.本文应用对外政策分析角色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德国在面对冷战后几次战争时的外交决策进行分析,指出德国政策的摇摆是其外交与安全政策中角色冲突的体现,德国外交的角色冲突最终是通过以宪法法院判决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内政治共识得到控制的,然而只要外部对德国的角色期望和德国自身的角色认知不一致,以及德国所遵循的国际社会行为规范处于变化之中,德国就会依旧处于国家角色冲突之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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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政府提出的“价值观外交”是对默克尔政府开启的“价值观外交”的延续和继承,是作为后现代和后民族国家的德国成功转化身份的必然结果。德国国内政治生态、国际秩序变革和默克尔时期“价值观外交”实践的正向激励,都会促进德国新政府加速推进德式“价值观外交”。但德国的“价值观外交”不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外交”,它给中德关系发展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未来针对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中的“价值观外交”,中国应在坚持“红线”的基础上,注重从积极面入手,明确双方在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方面的共同点,争取相互合作以塑造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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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政府的欧洲政策表现出两面性的特点,它一方面努力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而另一方面在财政预算、就业政策等领域,又特别强调国家利益,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不愿迁就盟国的态度。本文通过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欧洲指导理念和其欧洲政策约束条件的分析,认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理念和现实中的政治困难导致了施罗德政府欧洲政策的两面性特点。这种现象反映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欧洲政策面临的一种困境,即社会民主党无法用欧洲理念来动员民众,其欧洲政策不得不退守到就业、社会等规定性政策层次,而在规定性政策协调上又面临着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