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困境中的记者命运

撰写中国现代新闻史或中国现代记者传记的人,常常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局。因为中国现代新闻制度本身既有正面的进步作用,但同时这个制度本身又很不成熟。     

陈寅恪被忽略的一首诗

1952年，陈寅恪有《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一首，原诗如下： 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 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秋带雨。 红柳村中怪事多，闲人燕北费描摹； 周三狡计原因尔，邓九甘心可奈何。     

西南联大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从陈寅恪、钱钟书、杨振宁等说起

西南联合大学一开始设计的模式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合成,但同时三个学校各自保留独立的学校学藉。校长不叫校长,叫常委会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西南联合大学到了长沙,当时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呆了4个月。1938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南京沦陷武汉不保,     

宽容是政治智慧的核心元素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贫富差异、阶层歧视以及官民冲突等。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符合事实的判断。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价值和思想文化多元时代,尊重差异和容忍异端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思路,如果没有这个判断,从政府行政方面说,常常会把小事办成大事,把本来行政成本极低的事,上升为管理成本极高的行为。     

五十年代的四位著名知识分子

我们以目前所见的公开史料来判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常常会得不到整体的印象。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对于钱钟书的那些评价,就不能反映钱先生真实的内心世界,以为钱先生是一个世故的老人,是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只看见沉默的钱先生,而没有看见直言的钱先生。梁思成和谢冰心,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文弱书生,但后来看到了一些材料,感到梁先生不是那样简单的人,陈寅格也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特别是反右派前,都有非常精彩的言论。陈寅格与《红楼梦》批判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文章引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     

怎样理解胡适

《读书》1999年第3期有陈红民先生一文：《智者千虑》.主要意思是说当年蒋介石请胡适入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胡适最终没有“被湿了羽毛”,但“胡适怦然心动,有欲迎还拒之态,虽然属人之常情,但也可见在一定条件下,修炼了三十年的‘独立地位’是可以放弃的,‘诤友’也能成‘战友’.”     

因小事更让人肃然起敬

斯坦福大学的康特艺术中心外,有一个罗丹雕塑园,里面陈列的,都是仿制的罗丹作品,每个雕塑都相隔一定距离,风格类似,彼此呼应。园旁矗立参天大树,周围一排小松树。树和雕塑,前者碧绿,后者漆黑,却十分调和,大自然和视觉艺术的奇妙融合,给人无比舒畅的艺术享受。     

思想解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新时期文学

1930年代初，陈寅恪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时，曾提出观察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对历史中发生的一切事实和人物以及学说的产生，应具了解之同情。陈寅恪的这个判断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后人研究历史所能得到的史料不可能完全，二是后人极难对当时历史事实和人物处境完全明了，     

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

胡适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民主气质,而在为人处事方面也体现出了民主风度的人。如果我们把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分成左和右两面,这样分是很简单的,未必准确,但为了人们能够直观地了解,姑且沿用这种简单的分法。如果我们再从这两面各找出一个人来做代表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鲁迅算一个代表,把胡适也算一个代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我们把左联算一群,把《新月》文人算一群。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当中哪些人更具民主风度。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不是看他们在大事上的表现,而是要看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如何待人接     

“新时期文学30年：反思与前瞻”笔谈：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期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