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塞同志千古

彭塞同志千古@谢韬     

从边境墙拨款之争看美国政治的极化

从竞选到执政,反移民一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核心议题之一,为此他坚决主张在美墨边境修筑一道墙以阻挡非法移民并遏制毒品走私。由于共和与民主两党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已经高度极化,双方无法就修筑边境墙拨款达成任何协议,于是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联邦政府停摆。两党围绕边境墙的激烈政治斗争实际上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的身份认同之争。边境墙的反对者赞同美国社会的人口组成和价值观多元化,而支持者则对多元化充满了恐惧。边境墙原本用来隔离美国和墨西哥,但它实际上却分裂了美国自身。     

柏林墙倒下后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再认识

五年后重返德国,今天的德国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看法的变化。 五年前,(1989—1990)我们曾亲眼目睹了整个东欧社会几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西德人和其它西方国家的人都沉浸在庆祝凯旋的狂欢之中。西部人来到了东德,各种公众媒体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地为资本主义不战而胜而欢呼,这不战而胜的法宝,自然就是那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在     

从民意调查看中国的对美外交和中美关系

美国在中国外交决策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的决策者、学者和媒体对美国的一举一动几乎都给予高度关注。这种关注的后果是中美关系似乎变成了"被事件所左右的"、非常不稳定的双边关系。然而民意调查数据表明,普通美国人对中美关系诸多方面的感知和观点非常稳定,只有在出现大量新的信息或者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下才会明显变化。民意调查结果还显示,尽管中国政府对美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公共外交,但是这种"魅力攻势"似乎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总的来说比较冷淡,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情感和威胁感知对他们是否支持与中国保持接触有着显著影响。     

从历史的终结到美国民主的衰败

<正>从2016年美国大选可以看到,美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恐怕成了最大的输家。这让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宣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或者说,"历史终结论"已经踏上了终结的历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尘埃落定。毫无疑问,唐纳德·特朗普是最大的赢家。不过希拉里·克林顿却不一定是最大的输家;美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恐怕才是最大     

“民协”五十周年纪念

“民协”五十周年纪念谢韬民协五十年。山河巨变迁。昔年青鬓辈，今仍步履健。不惧头颅血，壮志换新天。献身赤诚胆，爱国民主篇。攀登多险道，人兽均着冠。暴风骤雨疾，浊浪激流翻。真伪美丑乱，伤痕在背肩。理性飘迷妄，荆迹染血斑。战友荒冢里，幸存身半残。白发经霜雪...     

只有摧毁美国才能拯救美国?——论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根源

特朗普的竞选和执政风格充分体现了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右翼(激进)保守主义,而中下层白人又是右翼保守主义最重要的群众基础。1970年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为右翼保守主义在21世纪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特朗普最多执政八年,但是他所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将在后特朗普时代继续对美国政治发挥重要影响。     

美国是否进入老人政治新时代

四位70多岁的老人同台竞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而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在任总统也70岁有余,这是美国总统选举政治200多年来难得一见的现象。本文以1896—2016年两党总统提名人为样本,对美国总统选举政治中的年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50—59岁的候选人获得总统提名的概率最大,这在民主党表现尤为明显;共和党提名人的平均年龄比民主党提名人的平均年龄大4岁左右;年轻的民主党提名人和年老的共和党提名人在大选中获胜的几率明显更高。最后探讨了桑德斯和特朗普的激进主义为何结局不同,并指出总统候选人老年化对美国政治的负面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选民利益及其影响——以2018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为例

在美国的选举体制下,中美两国在贸易上的高度相互依赖意味着巨大的选民利益,而中美贸易摩擦势必对选民利益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鉴于大豆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全美大豆产量排名前100和倒数100的县为样本,采用最可能案例和最不可能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2016年和2018年国会众议院选举共和党的得票率,以期评估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对华大豆出口急剧减少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与2016年相比,共和党的得票率在2018年有显著下降,但无充分证据表明这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特朗普时代的中国与美国:新型大国对抗关系?CSSCI

分析中美关系的现状与走势,可以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大长期目标——利用中国市场带动美国内经济发展(商业层面)、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宗教层面)以及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层面)——作为一个视角。对经济上坚信重商主义的特朗普、宗教上极其保守的彭斯以及意识形态上强烈反共的班农而言,这三大目标已完全失败,因此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偏激极端,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但40年来中美两国在经贸和人文方面已建立了广泛和深入的联系,并且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两个关键性因素,决定了中美在高科技等领域选择性对抗的同时,也会在经贸等领域开展必要合作。这或可称为“新型大国对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