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涅拉不是“智利的贝卢斯科尼”

1月18日，全球媒体多以“保守的亿万富翁赢得智利大选”为题发布头条新闻，新闻的主角是塞巴斯蒂安·皮涅拉。“亿万富翁”足够噱头，再加上象征权力的“总统”二字，于是有媒体想当然地将其与另一位“左搂江山右搂钱袋中间怀卧美人”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相提并论，甚至径直称之为“智利的贝卢斯科尼”。但这种乱贴标签绝对是一种误读。     

谁来传承“巴西梦”?

如果像外界普遍猜测的那样是罗塞芙获选的话,她将领导一个在参众两院占3/5以上席位的执政联盟。如此,巴西未来4年将获得一个极其难得的改革环境。罗塞芙再也不用像卢拉那样慨叹"总统不能总是做自己想做的,他做自己能做的"。     

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拉美的视角CSSCI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的国家形象意识日益增强。相对于其他地区,拉美距离中国更遥远,文化更复杂,受西方价值理念影响更深,从而给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构建带来了特别的挑战。本文通过对美国皮尤态度调查和"拉美晴雨表"公司有关拉美对华认知的连续调查进行比较性分析,发现中国在拉美的形象虽好于在西方世界的形象,但远逊于在非洲的形象。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于四点:中国对拉美的认知反过来影响了拉美对华认知;拉美的历史和文化形成过程导致拉美人对一切外来者采取怀疑和忧虑态度;在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中形成的拉美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西方文化占主导的混合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由此成为中拉认知偏差的核心根源;西方媒体对拉美媒体的主导性影响和中国对外传播能力相对滞后,导致中国在拉美的形象构建尤其困难。作者认为,鉴于国家形象日益成为国家利益的构成要素,亟须采取综合措施提升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形象。     

社会风险潜在增加 应对机制亟待深化

一贫困和收入分配态势逆转 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拉美经济负增长的影响,2009年拉美的贫困率6年来首次出现反弹.根据拉美经委会的最新报告,2009年拉美的贫困率将比2008年增加1.1%,赤贫率增加0.8%.     

中国拉美研究70年:机构发展与转型挑战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的拉美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停滞到恢复,及至当前的"井喷"式发展。为全面深刻把握当前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本文基于首次"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和《拉丁美洲研究》期刊40年论文数据库,从机构发展视角分析70年来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特点及其面临的升级,藉以反思中国当前的拉美研究、推动中国拉美研究的重建。研究发现,尽管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拉美研究在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取得长足发展,然而过度的"政策导向"抑制了学术性研究的活力,反过来又限制了政策性研究的效力,以致拉美知识的生产始终无法完全满足中国社会的需求。这种差距反映出拉美知识的生产一方面存在数量上的不足和质量上的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又因重复生产而出现相对过剩,由此迫使中国的拉美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诸方面不得不面临转型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和学者亟待转变观念,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更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元的研究对象,大力加强基础研究,既为"厚积"学术素养之谋,又为"薄发"政策研究之用。     

中拉文明对话:意义、目标、路径和机制

随着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中国和拉美愈益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双方亟须加强相互认知、理解和信任,而文明对话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随着拉美成为"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一带一路"的框架设计及其内涵正成为推进中拉文明对话的主要动力和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的主要载体,因为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同中拉文明对话追求的目标是一脉相承的。文明对话是当前国际关系的新范式,中国正是其主要推动者。就中拉文明对话而言,对话目标具有多层次性(即寻求尊重和包容、理解和信任、互学和互鉴),对话主体多元化和广泛化,对话路径也具有多样性。当前,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可借此设立"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并纳入"中拉论坛"轨道;推动并支持拉美的中国研究,打造中拉学术交流与合作网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培育基于市场的文化交流长效机制。     

拉美扶贫新思维值得借鉴

拉美国家为缩小贫富差距,增强社会凝聚力,不断推动扶贫制度创新,而"有条件的现金资助计划"就是其中最见成效的一个。     

城市化是快了？还是慢了？——专家谈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中国城市化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中国的城市化将为整个现代化进程带来怎样的机遇与福音?有共识,也有争论。     

拉美的“过度不平等”及其对中产阶级的影响

最高收入阶层同其他收入阶层之间的"过度不平等"是拉美收入分配结构的典型特征。这也正是长期以来拉美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本文首先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接着从再分配政策、税收政策、公共支出政策,以及教育政策等视角重点考察了1980～2002年拉美国家收入"过度不平等"的政策性根源。基于上述分析,中产阶级的成长诚然要靠个人的力争上游,但同时更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保护和培育。新兴市场国家尤其要重视通过社会政策降低收入不平等、增强社会流动性和扩大中产阶级,以建立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