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发区的法律地位问题刍议

中国开发区的法律地位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涉及到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由于目前中央层面的相关法律条文处于空白状态，导致中国开发区的总体立法走向、直接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配套管理机构的法律依据都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只有分层次、抓重点和有步骤地思考开发区的法律地位问题，才能有助于中国开发区法制建设的长远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历了结构框架的初步搭建、制度法规的全面铺开和制度理念的不断深化等三个历史阶段。在未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更加注重制度与实践的衔接,更加注重制度刚性与软性约束的统一。     

民意在西式选举中的意涵变化及政治影响

在西方政治实践中,以民意为基础的选举成为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西方国家民意、选举与政体这三者关系演变的宏观分析,不难发现大众普选时代的实质民意已经被置换成缺乏实质内涵的程序民意。在政党操纵、媒体炒作以及正式投票等选举环节的推动下,社会大众以程序民意的方式为最终选举结果和相应政治后果背书。事实上,以这种程序民意为基础的选举产生了不少负面政治影响,比如不仅导致不少国家的政治失序和经济发展迟缓,而且在实质上成为政党派系权力角逐的政治工具,此外对具体政治运行过程的实效也相对有限。     

公共危机事件对地方政府权威的影响及应对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的调整,导致现实社会中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这些因素一旦激化,很容易产生具有破坏性的公共危机事件。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是这类事件的直接面对者和处理者,能否有效化解危机,将直接反映其治理能力,也影响着政府在整个社会中的形象和权威。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困境与反思——以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为分析视角

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也是市场经济运行中必须协调好的基本关系。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本质上就是如何处理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21世纪初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放权和让权,即政府放权于市场、让权于社会。与此同时,政府与市场关系却出现了某种失衡,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随着社会力量的快速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在整体上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就需要从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制度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及消解之道。     

邓小平解决领土问题的战略思考及当代价值

近年来,领土问题成为中国与周边地区持续摩擦的重要原因。如何解决极为复杂的领土问题,研究邓小平当年的战略决策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解决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在具体应对策略上,邓小平主张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政府维护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积极灵活地处理涉及不同性质的领土问题,以及创造性地设计出维护领土完整的具体方案。因此,我们应看到他在解决领土问题时充分考虑到国家实力、国家任务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程度。这种做法对目前处理此类难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全球治理理念下中国NGO的发展空间探讨

随着全球性议题在公共领域的凸显,全球治理理论日益受到广泛关注,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愈加重要。基于分担政府责任、提升国家形象和加强国际合作的考虑,中国应推动NGO参与各类全球治理活动。通过比较分析可知,当前中国NGO存在着数量相对偏少造成总体发展缓慢,资金相对匮乏导致难以持续发展,以及传统理念的制约尚未被彻底消除等不足。因此,为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活动,我们应逐步放松对各类NGO的行政管制,提升其国际参与能力,形成相应的独立监督和评估机制。     

发挥保险业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稳定器”作用

在社会再生产活动中,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对某个人或某个企业单位来说,或许几年、十几年都不会发生大的灾害事故,但对整个社会来讲,灾害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因此,重视保险业,建立雄厚的保险基金,用以补偿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就显得十分必要。马克思关于“在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总是处在各种会使它遭受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中”的论述,就深刻地揭示了保险与社会生产的相关渊源。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及其治理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邻避设施的负效应成为了引发社会冲突和滋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和显失公平的利益分配、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权利被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恐慌是邻避冲突产生的客观原因，但政府部门在处置过程中的缺陷也是导致冲突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的关键。因此，要解决邻避冲突，应完善政策法规和重大项目决策程序，建立依法治理的长效机制；强化公共协商和政府回应，及时消除误解，把邻避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协同机制，提升邻避冲突的系统治理能力，妥善治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