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范式在中国法治下的思考

公共治理范式是对传统的管制模式的一种反思与发展,它试图超越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并已然成为一种新型范式。面对"管制疲劳"的出现,公共治理的崛起成为必然。作为回应性、参与性,主张协作与合作的公共治理在公法领域有其具体的体现。由于中西法治环境的差异,英美国家的公共行政改革早已掀起,而在我国,公共治理的空间有其自身特色。中国法治下独特的公民社会、社会自治组织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国情究竟能给予公共治理多大的空间,其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会走向何处,这是一个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     

达赖喇嘛在印度的世俗生活

1960年4月，达赖喇嘛在印度的穆苏里居住一年后，迁居达兰萨拉。这在当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早在英属殖民地时期，英国人曾把达兰萨拉开辟为避暑之地，甚至还准备把喜马偕尔郡首府设在达兰萨拉。可是，1905年这里发生地震，教堂钟楼倒塌，这一打算也就被搁置了。至今，达赖喇嘛已在达兰萨拉生活了近50年。     

财税体制改革横向规制论

财税体制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意义,财税体制改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会以其自身所特有的方式呈现.财税体制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及法学的研究领域.在法学研究中,尤以财税法的具体研究为重.随着法治观念的提升,就财税法治或者财税宪法学的研究此起彼伏.财税法治的研究角度各有侧重,就财税体制改革的横向规制进行研究属于在宪法的框架下,审视财政权力的分配与财税体制良善运行的基础.在传统的财税体制纵向研究之外,就财税体制的横向权力、权利规制进行专门的研究,为传统的规制方法提供另一种视角,以为财税体制改革的过程的法治保障起到添砖增瓦的作用系文章主旨所在.     

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特征。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联系和区别,古代“国家安全观”可以体现在历代王朝对君王贤能、仁义、礼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评议上。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其特征是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民本思想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安全”是“外”与“内”的统合体。由于时代局限,古代“国家安全观”存在重中原而轻“夷狄”、重文轻武、重谋轻力等种种局限。历代政权在具体实现“国家安全”方面,重视遣师戍守、设界立关,重视舆图绘制,通过以边拱安、屯田守边、设立“情报”机构等手段强化国家安全。近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安全观从以皇权为核心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从“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进一步向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转变。     

驻藏大臣赵尔丰与西藏

作为川滇边务大臣,却得到了边防大臣的印章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早年任山西静乐、永济知县,其父作过山东泰安知府。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赵尔丰因行事机敏果断,受到四川总督锡良的赏识,被委任为四川永宁、建昌道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