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高校文科学报的特色问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民族系统联系中心1995年学术研讨会论点综述

1995年8月，来自内蒙古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广东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高校文科学报编辑部的编辑，湖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的领导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共40余人，在中南民族学院和思施市举行了“把民族高校文科学报办出特色来”的学术研讨会。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民族高校文科学报的特色是什么与会同志认为，民族高校文科学报的特色是指其在内容和形式上所显示出来的与其它大学文科学报相区别的…     

市场经济与民族精神重构

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强烈而深刻地作用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观念,影响着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走向,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重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     

冬天不冷

冬天不冷 因为寒风被我的激情 感化成温暖 抚摸着我正在演绎的爱情 冬天不冷 因为雪花被我的温情 融化在爱的国度里     

缓刑适用的规范化进路——以制度完善为中心的理论探讨

我国缓刑适用率偏低及缓刑适用不规范的现象与缓刑适用制度本身的缺陷存在很大关系。为了改变这一局面,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的缓刑适用制度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但是其具体的修正内容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对缓刑适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目的在于通过规范化的制度设计来促进和实现缓刑的扩大适用。为此,需要进一步采取以下制度革新措施：完善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建立缓刑适用的人格调查制度,以及改进缓刑适用的司法程序。     

价值多元化何以可能——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困境及其消解策略

后现代主义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知性意识及其整体主义致思方式，不啻为一次新启蒙。然而，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了旧形而上学之后却不自觉地陷入另一种形而上学，并且在其后果上引发了价值多元主义的自我悖谬。价值多元化何以可能？在一个“诸神纷争”的价值处境中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消解策略，其中确立“边界意识”的策略具有理论合理性。     

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

提起诉讼程序，人们并不陌生，都知道它是规范审判活动的一种规则。但提起行政程序，就是在法律工作者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对此重视不足，甚至有些人把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混为一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有四点：其一、人们习惯上认为程序法就是诉讼法。如：刑事程序法就是刑事诉讼法；民事程序法就是民事诉讼法；那么，行政程序法就应该是行政诉讼法。按照这种简单的推理，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其二、是行政权力的强大所造成。行政权力具有巨大的强制力和权威性，公务员往往只注重权力的行使，而不注重如何行使权…     

支配型政党的统制界限?——统一俄罗斯党与地方领导人

当前,俄罗斯地方领导人的任命方式演变为统一俄罗斯党主导下的推荐制。于是,曾是地方政治核心人物的地方领导人职位,就被编入统一俄罗斯党主导下的猎取官职的一部分。作为协作型支配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既想把地方精英拉拢进政党内部,又要他们恪守纪律,当然是困难重重。然而,支配政党能够抑制潜在反对派的观点,在俄罗斯得到了印证。支配政党主导下的独裁体制,也表现出优于其他独裁方式的强劲的可持续性。不过,协作型支配政党本质上是保守的,容易出现维持现状的倾向,结果造成统一俄罗斯党动员能力下滑的问题。2012年选举后的混乱、地方领导人公选制的再度复活备受诟病等现象,都可以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     

“严打”刑事政策的合理性解读

＂严打＂是在国家的总体发展政策和基本刑事政策指导下的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灵活性,而并非一种固定的对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模式。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作为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具有极大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一项政策选择。     

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完善

我国现行关于减刑裁决权与假释裁决权的制度设计具有正当性。在减刑、假释程序诉讼化改造的整体方案设计问题上,一方面应突出该程序的诉讼特质,体现公开、透明的要求,并保障罪犯和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另一方面应考虑到该程序毕竟属于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因而不应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与罪犯、执行机关对立的控方,而应把其定位为法律监督者。在承认将减刑、假释提请权赋予执行机关的制度设计具有正当性的同时,也应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减刑、假释的提请程序予以完善：强化对罪犯减刑、假释权的保护;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提请程序的参与权。在未来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时有必要通过对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合理的审级分流有效保障诉讼效率。     

盗墓犯罪集团及其首要分子的司法认定

近年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呈现出了高度的职业化和集团化特征,因而需要对盗墓犯罪集团及其首要分子进行准确认定。盗墓犯罪集团具有一定的特点,实践中既要将其与一般的盗墓团伙加以区分,也要处理好其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竞合问题。对盗墓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认定,应当先明确该集团中主犯的范围,而后再根据法定的成立条件,从主犯中界分出首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