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的社会基础、核心理念与美国因素

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逻辑起点建构在对战前国家体制的反省和超越基础之上,基于对战争残酷性质的痛彻反思、对和平国家建设的渴望以及对富足安逸生活的追求,"经济至上主义"风潮下的"纵式社会"基础和"娇宠"心理构造,逐步导致日本国民的国家意识趋向淡薄。现代保守主义者通过对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理念进行批判性反思,试图检视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病理所在,旨在探寻增强日本国民国家认同感的可行路径。实际上,造成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乃是"对美从属"的外交构造,如何摆脱这一困局,从而谋求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主导和界定保守派政治家们思维取向和行动抉择的重要"砝码"。     

日本外交中的机会主义与对华行动选择

日本外交理念中具有鲜明的机会主义性格,主要特征表现为原则性的缺失与利益至上、"变色龙"式的投机性格和务实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日本外交及时顺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通过不断的随风转向推行于己有利的举措,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日本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

<正>一、日本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1."政府主导型"的社会运行机制。一是加强循环经济立法。日本为发展循环经济,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2000年颁布《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该法明确了在环境立法和执法过程中,立法、行政、国民、非政府     

二战后日本政界的中国观

二战结束至中日复交前，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大体分为“情感型”和“意识形态型”两种类型。以“情感型”中国观为主导的自民党非主流派和在野党人士在推动中日复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基于“意识形态型”中国观考量的自民党保守派以东西方阵营画线，采取敌视中国的外交姿态，成为阻碍和延缓中日复交进程的重大障碍。     

三木内阁的“等距离外交”与中日缔约谈判

三木内阁试图利用中苏矛盾在两国之间奉行“等距离外交”，一方面表示要全力推进中日缔约，稳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以此提高对苏交涉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想开罪苏联，在中日缔约上施加种种限制，积极推动日苏对话，以增加对关战略博弈的资本，加重对中国谈判的筹码。三木内阁企图从中苏对抗中渔翁得利、两头通吃的作法反而使日本在苏联的压力下陷入被动，也引起了美国的反感和否定，从而使其推行的“等距离外交”在实践中四处碰壁，而不得不草草收场。     

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战略因素分析

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展对华合作体现为如下战略意图:从国家安全层面看,与中国的积极合作能够有效地遏制和抗衡前苏联的扩张,形成日、美、中对抗前苏联威胁的态势;基于经济战略上的考量,通过对中国现代化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可以确保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和进军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从情感因素方面考虑,日本政界人士对侵华战争中的罪行普遍抱有"负罪感",通过对华援助与合作的方式进行某种补偿,成为推动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促动因素之一。总之,对日本决策者而言,日本开展对华合作是贯彻和落实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一环。     

盟国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滥觞

盟国占领时期的日美关系处于一种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特殊状态,美国基于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在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势力威胁之际,为确保对日占领的顺利实施,也推行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外交举措,并为其后日美关系的顺畅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巩固和确保美国在占领时期的改革成果,洛克菲勒三世在访问日本后撰写的《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在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报告书中规划的长远目标为推动美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     

田中角荣的中国观

田中角荣将中日问题放在两国关系百年发展史的视野中进行审视,从与拥有众多人口的巨大邻国发展关系以保障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长远目标,并提出了日美中"等腰三角形"的战略思想.同时瞄准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以获取现实的经济利益为近期目标.田中角荣的中国观具有典型的为实现国家利益而善为己谋的现实主义政治家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