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政治:当代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困惑

自伊斯兰教什叶派成为伊朗官方宗教以来,在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参与、退出,再到主导的过程,从而使伊朗政治进程总是在宗教和政治两大因素间徘徊。从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到霍梅尼神权政治理论的实践,宗教和政治两大因素在伊朗国家发展道路抉择中的竞争性,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现代社会对宗教地位的定位问题。如何实现宗教与政治间的平衡,始终是伊朗政治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伊朗核强硬政策评析

保守派总统内贾德上任后,伊朗政府为应对危机采取了核强硬政策,其内容包括参与谈判,但在维护核权利上毫不妥协;在中东和大国间展开“魅力外交”,争取外交得分;加强动员与演练,增强对美国的报复能力。现政府的核强硬政策继承了前任维护核权利的坚定立场,同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伊朗的核强硬政策和“魅力外交”在短期内延缓了核危机的加深,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伊朗核强硬立场在国内引起的争论;中东各国对伊朗核发展的担忧,都使伊朗的核强硬政策面临挑战。     

从伊朗内外政策看"哈塔米主义"

哈塔米上台后,以公民社会和文明间对话为代表的对内对外政策,集中体现了当代伊朗社会思潮的发展走向。其中,以政治民主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组织和结构合理化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社会”的提出,是当代伊朗人首次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国内治理问题。“文明间对话”则以伊斯兰精神为基础,以全球性眼光审视国际新秩序,它是伊朗在全球化时代维护民族利益、开拓生存空间的新尝试。因受国内外诸多因素影响,“哈塔米主义”尚处在形成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实现从“伊斯兰”向“共和”的重心转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渐进仍是改革的主基调。     

构建海湾新安全体系——由内贾德访问伊拉克谈起

作为中东和海湾的地区大国,两伊接触蕴含着有关安全主体在关键利益上的角逐,意味着海湾安全格局出现新因素.从传统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三角制衡到伊拉克战争后的四方角逐,海湾安全建构中的大国因素一直起主导作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试图建立新伊拉克以取代萨达姆政权努力的失败,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构建中从幕后走向前台.当前,海湾显现的竞争与妥协并存的安全格局已将构建海湾安全体系的主要因素摆上了台面.但要建立这种安全体系仍将面临许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关系、伊拉克重建及相关稳定问题、地区信任问题,以及美国未来对中东的政策.     

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影响探析

1979年伊斯兰革命作为当代伊朗政治的起点,对伊朗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政治纲领被载入宪法,导致了法基赫政治体系的诞生及其体制化,从而决定了伊朗政治伊斯兰和保守的特性.为加强新政权的伊斯兰特性,一系列伊斯兰性质的权力机构得以建立,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原有国家权力机构形成重叠,因而打断了正常行政决策,使伊朗改革一波三折.伊斯兰革命对伊朗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伊朗引起了激烈争论.如何在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宪法原则中体现和实践伊斯兰与共和两大因素,使其并行不悖,成为伴随伊朗政治发展进程的最突出问题,也是保守派与改革派对伊朗未来政治发展方向的争论焦点.     

哈桑·图拉比及其思想解析

20世纪70年代末,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风起云涌,到90年代初,运动狂潮席卷整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在这一时期,苏丹哈桑·图拉比领导的宗教政党与国家政权结盟,开始了战后中东国家发展道路的新尝试,图拉比的宗教政治思想也成为影响苏丹政治进程的重要因素。被称为“非洲霍梅尼”的哈桑·图拉比,其思想深受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卜的影响,他与毛杜迪和霍梅尼的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也有不同之处。图拉比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班纳的思想,主张政教合一,建立伊斯兰国家;强调与时俱进,改革宗教;倡导圣战,并将圣战思想运用到苏丹内…     

伊朗核强硬政策的逻辑分析

自核问题爆出以来,伊朗一直坚持核强硬政策。其逻辑来源首先在于,伊朗认为本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因而其核活动具有合法性。其次,伊朗的核强硬政策,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体现,保持与伊朗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再次,伊朗的核强硬政策有坚持的必要性和成功的可能性。必要性来自伊朗对其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安全状况的考虑;可能性来自伊朗对自身地缘政治地位和战略资源的自信,以及对当前大国间微妙关系的乐观评估。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巴扎商人政治参与地位的嬗变

巴扎商人是伊朗历史上除王权、教权、知识分子阶层之外影响伊朗历史发展的第四大力量，该经济群体的政治参与也是伊朗近代社会政治运动中的突出现象。巴扎商人作为伊朗传统社会的经济中心角色，构成该群体政治参与的经济基础。从1891～1892年烟草抗议运动到1905～1911年立宪革命，巴扎商人均通过大规模罢工、抗议示威等方式深度参与其中，但该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地位也经历了从领导中心走向政治边缘的位移。巴扎商人自身政治参与的局限性和逐利本质、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兴起，构成了巴扎商人群体政治边缘化的内在逻辑。而巴扎商人政治参与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则体现了传统经济阶层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深度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