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际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与功能开发

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协商民主有两重定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两重定位中都有共同要素,即党际协商民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党际协商具有引导与示范作用。党际协商发生于多主体内部,如人大、政协、政府等主体内部,以及日常的党际沟通、协商活动,因而,党际协商具有多维的政治功能,主要有公共政策功能、社会团结功能与政治合法化三大基本功能。党际协商已有较长的历史传统与实践,新形势下开发党际协商的政治价值,完善党际协商民主的政治功能十分重要。     

中国政治体系制度化的逻辑：基础、措施和限度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体系的恢复和重塑既是对之前政治体系结构与功能严重错位的一种纠正,也是对先前制度设计的拓展和完善。但是,在政治体系结构和功能重塑的同时,政治体系制度化的基础和条件制约制度化的进一步深入,制度化成果的积淀受到限制。在中国政治体系的制度化过程中,明确政治体系的基础,作用的措施以及向度,关照制度化的阻碍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论题。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强规范性特征

规范化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和关键因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的理念、原则和模式更加集成与系统,这标志着强规范性特征的形成。强规范性体现在观念规范、组织规范、制度规范和责任规范四个方面,它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制度保障、重塑政党组织伦理的主体要件和破解政党治理非制度化的实践路径。这种强规范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规范化导向、传统文化的责任伦理和现代政党治理需求有机融合的产物。     

契合或分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权能的政治学分析

以权利为基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是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功能的手段。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功能为导向形成了＂领导、合作与协商＂的功能结构。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三大职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功能权能的评价方式。在我国政治实践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功能权利的赋予主要来自政治层面,而作为组织体系的权利属性则相对较弱,因此,影响了其功能和职能的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权能在理论和实践中是契合还是分离,决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职能作用的发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基本问题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是政治学学科体系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具有学科交叉性的特点。六十年来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人民民主，发展主线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的政治博弈。目前该学科在学科规范、学科体系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对其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党际协商的政治过程分析——公共政策的视角

党际协商既是中国政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党政治的具体形态之一。已有的政党结构尤其是党际协商结构为公共政策过程提供结构化的政治基础,同时也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形成与结构相应的具体形态。政治系统的发展要求政党结构和党际关系不断制度化和规范化,以适应现代政治系统发展的需要,同时,对党际协商的运行过程及其形态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党政治的政治过程及其逻辑。     

共识民主:西方民主理论的一种新形式

从古典时代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至今,西方对民主的理解一直存在内在张力。一方面,强调人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将民权推上政治的神坛;另一方面,又经常用精英化的思维方式担心多数暴政的危害,尤其是经过二战法西斯式民主的极端案例后,人们对民主又有了新的认识,更加注重政治系统的存续性和秩序。20世纪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形式经历了精英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合作主义民主论、参与式民土理论和共识民主理论的发展。     

权力结构转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维度与条件

权力结构是政治体制的核心,制约政治体制改革要素的展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既包括执政党内部权力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也涵盖"政党-国家、"国家-社会"、"国家-个人"的关系。这些序列既是权力结构转变释放的要素,也受制于权力结构转变的程度。     

政党治理的现代化难题: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转型分析

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信息化时代的外部生态深度变迁引发政党治理模式"是否转型"与"怎样转型",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转型需要重视"信息化与政党转型间的适应关系","均衡政党治理对象大众化与政党权威间关系","政党组织内的沟通‘赤字’与权利政治之间的错位"等三大难题。集"领导"、"执政"、"服务"责任和功能于一身,中国共产党重塑政党软实力通过"收缩"组织权力边界与"调适"组织属性,实现政党内部结构、功能与程序的适应性变迁。但是,政党治理现代化趋势下,政党角色变迁的适应、政党规模与成员的吸纳、政党代表职能的自律等难题,促使执政党软实力转型,面临"合法性困境导致的转型风险"与"权利困境诱发的参与风险"。化解这些风险需要适应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从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两方面进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