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式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机关探索

“前置式治理”是地方党政机关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探索。地方党政机关通过党建引领、数字赋能、服务前置、资源前置、机制前置的方式(即“一引领、一赋能、三前置”),将党政机关的人财物力和权责利等下沉至基层社会,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既激活了各类主体,推动党政社民协同互动,又推动基层治理向规范化、专业化和智慧化转变。     

父母参与、学校融入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实证分析了当代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vs.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民工随迁子女vs.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基于人际关系理论,提出了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两个解释机制,并通过对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获得了以下研究发现:(1)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呈现由低到高的梯次分布形态;(2)三种父母参与形式(行为、情感和认知)都可以有效解释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民工随迁子女之间的心理健康差距;(3)学校融入程度低则是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低于市民子女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父母监护与构建同校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意义。     

“改革于法有据”的争论及其破解——基于良性违宪的思考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直指当前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的改革与法治之间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上世纪末我国学界提出的关于法与改革关系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争论中出现了诸如宪法变迁、地方变通、法律解释、法律修改等诸多理论,但这些理论忽略了我国改革发展初期的特殊性,即改革与法治起步较晚且同时进行且起步较低从而导致改革以"实践"为导向而非法治。破解"改革于法有据"的难题,要实现推进改革与遵守宪法法律的有机结合,运用好授权改革方式;立足社会变革实际,正确把握宪法变迁、宪法修改与宪法的稳定性、权威性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法律解释与法律修改的建设性作用。     

国家治理中的软法之治

软法是在开放协商机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其开放性、民主性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硬法不同,软法不以国家强制力为核心要素,主要依靠自我约束和一致行为等内在制约发挥作用,在充分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实现多赢。在国家治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软法下的多元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理想的路径选择。软法作为新生的理论,对原有的法学理论有一定冲击,但其顺应了当前中国改革的大势,为法治国家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的开放结构及其公法实现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告知同意的批评源于民法格式条款的路径依赖，将告知同意等同于实践中作为其表现形式之一的隐私政策，继而将隐私政策作为格式合同存在的弊病扩展为告知同意固有且不可避免的问题。事实上，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告知同意呈现开放结构，包含复次的告知同意阶段，呈现多元的主体交互关系，强调行为授权的程序价值，为公法介入告知同意提供了基础。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的多元合作规制体系，按照政府规制、元规制和自我规制各自规制优势确立公法介入的形式和程度，在矫正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力差距以确保意志自由的同时，促进信息流通与信息安全等信息处理社会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