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自治中的城市民众——以上海城市卫生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上海华界,以租界为榜样,缓慢地开始了对原来之社会管理方式进行变革。以城市卫生为论,从186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20世纪初自治运动兴起以后,制度层面的变革力度则更大。但是,直至清亡,这些变革带给城市一般民众的影响都相当有限。因此,在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或许,需要改造的不仅仅是农民,而是全体国民身上所留存的长期农业社会所养成的不良习惯。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武装斗争“认识不足”辨析

长期以来,学界将大革命时期中共没有创建人民军队、领导独立革命武蓉归因于对武装斗争问题“认识不足”.其实,创建革命军队、领导革命武装除需要一定主观认识外,还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认识不足”论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忽视了客观因素对创建革命武装的影响,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为何将自我批评而不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称为党的“新的工作作风”

正"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共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批评和自我批评时,特别重视自我批评的作用。1939年12月,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在强调"党内斗争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特别指出,领导着政权的党,领     

十六大以来民主集中制研究述评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和根本领导制度。十六大以采，学术界在民主集中制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且在民主集中制的起源、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对十六大以来学界关于民主集中制研究的综述，有利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民主集中制内涵的由来及启示

中共建党后,针对党内家长制、极端民主化倾向,在组织建设中逐渐将民主集中制界定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指的是党内的各种服从关系必须建立在党内民主基础上,"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则强调党内民主是在一定原则指导下的、有限的、有序的民主。这就要求我们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建设中,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夯实党内服从的民主基础;将"集中"理解为服从,而非主要领导的"最后决定权";加强党内的民主教育,引导党员认识民主的"有限性"。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武装斗争“认识不足”辨析北大核心CSSCI

长期以来,学界将大革命时期中共没有创建人民军队、领导独立革命武装归因于对武装斗争问题"认识不足"。其实,创建革命军队、领导革命武装除需要一定主观认识外,还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认识不足"论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忽视了客观因素对创建革命武装的影响,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党的创立及国民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建设述论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即开始了党内法规的建设工作。在党的创立和国民革命时期,党制定了包括党章在内的一系列党内法规,开始对党员接收及其日常行为,党的各级组织及工作部门的工作、活动等进行规范。尽管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所制定的党内法规在内容上深受苏联(共产国际)的影响,并存在法规文件与非法规性文件界限不清晰、法规的修改程序不规范以及有法不依等现象。但这些法规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却标志着党内法规建设的起步。     

中共创建时期“民主集中制”考

“民主集中制”最初的中文翻译为“民主主义的集中权”、“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等。“中央集权制”的出现早于“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为形成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少共产党人认为中共应该采用“中央集权制”而非“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作为组织原则。一大前后，党内为此发生了争论，“中央集权制”的主张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二大以后，中共党内开始有人明确认同“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并简称为“民主的集中制”。直至1924年1月，“民主集中制”一词才在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     

民主集中制之“辩证统一”探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纠正党内家长制、极端民主化倾向,不仅将列宁主张的主从关系的"民主的集中制"转换为并列关系,而且将其视为民主、集中的辩证统一。但是,民主、集中的辩证统一并不是指民主、中央集权的相互斗争、彼此依存,而是指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党员个人与党组织、党的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辩证统一。在民主集中制研究中,抽象地论证民主、集中的辩证统一和断然否定两者的辩证统一,都有悖于史实。     

从夺权到掌权——论执政党对革命党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执政党与革命党确实有诸多不同,但是在理解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时,仅仅关注两者之间的区别显然是不全面的,本文从对经济工作的关注、与群众的关系、对创新的强调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继承、发展在革命党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