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强迁主要由政府实施模式的解读与完善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将原有的行政强迁与司法强迁并行转变为统一的司法强迁,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又确立了裁定准许后主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执行模式。当前,法院依靠自身资源无法完成司法强迁的具体执行工作。基于国家机关间的公务协助义务,寻求政府在司法强迁中的协助,由政府具体实施强制执行事务成为必须的选择。主要由政府实施的模式与传统的行政强迁相比,其内在机理更加能够满足立法关切。这一模式还需要在义务明确、行为监督、责任追究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以确保司法强迁得到合法、有效实施。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基层民主之变异与应对——以上海金山区立新村为例

从理论上农村基层民主是与自治相联系的,这区别于宏观上的国家民主。通过上海市立新村村民的民主冷漠分析,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当国家逐步取代农村自身成为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后,农村自治的基础被消解,基层民主的开展也就变成了形式主义的表现。要确立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质意义,农村自治应当从私法自治向公法自治转变。而现行宪法第111条应当成为赋予乡村以自治权的宪法根据,同时法律也应当以自治事项和委任事项为区分,明确国家权力与自治权之间的关系。     

论区域协调中政府合作协议的法律规制

政府合作协议是行政权的运行方式之一，它的运用和发展需要以相应的法律加以规制。政府所能缔结的合作协议内容应当符合依法行政原则要求，缔结程序要考虑到公众参与的要求和批准备案的问题。协议效力需要通过赋予协议方的自力救济权以及上级政府的监督制约来加以保障。     

论公安应急管理行为的司法应对

公安机关承担着大量行政应急管理任务.公安应急管理行为具有启动紧急性、程序简易性、依据模糊性和结果损害性等特点.此类行为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后,法院一方面要严格履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职责;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行政应急管理的特殊性,在法律目的性解释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审查方式.此外,法院还应积极开展协调和解工作,兼顾公安应急管理效率和相对人权益保护的基础上实现矛盾纠纷的真正化解.     

新社会组织运行中司法监督机制的探索与构建

新社会组织是指相对于政党、政府、企事业单位等传统组织形态之外的各类民间社会组织.新社会组织运行存在异化的可能,司法权有必要对新社会组织实施适当的司法监督.在监督的模式选择中,我国法律中有关某些行业成员必须加入相关社会组织的规定具有决定性意义.根据强制加入与否,新社会组织运行的司法监督分别联接于行政诉讼路径和民事诉讼路径.在操作上,法院应保持谨慎的态度,确定相关制度要点,实现对新社会组织运行司法监督机制的合理构建.     

开办日租房行为的性质

【裁判要旨】当前,我国法律规范对日租房尚无明确的界定。开办日租房盈利,形式上既符合一般的房屋租赁,又与经营旅馆业相类似。司法审查过程中,对公安机关认定日租房开办者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旅馆业而予以治安处罚的,法院应在甄别经营旅馆业与普通房屋租     

论国家权力干预与公民私领域的法律保护——以“艳照门”事件为例

在"艳照门"事件中,内地国家机关对公民私下浏览和朋友间赠阅相关照片的行为进行干预。这样既没有实质上的法律依据,又缺乏必要理由,权力涉入行为实际上是对公民私领域的过度干预。这种干预会侵害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挤压社会自主空间,同时也是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从理论上分析,公民权利是首位的,只有在公民个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的程度,权力才能介入公民的私领域。我们必须在制度上作出一系列的合理安排以实现公民私领域的充分保护。     

行政诉讼中滥用职权审查的障碍与路径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对行政滥用职权行为可予以撤销。但实践中，法院对此保持了过度的“司法谦抑”，没有发挥其应有价值。滥用职权标准不明确、法官对滥用职权审查违反合法性审查原则的担忧以及缺乏审查经验是其主要原因。针对上述原因，我们需要在厘清认识的基础上，设计一套适应现实需要的行政滥用职权审查技术规范，并通过立法等途径加以确认，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中滥用职权审查的制度体系，让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效用。     

村民自治中行政权干预的思考

对行政权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存在着要求村民自治摆脱行政权干预的认识误区,行政权可以而且应当在村民自治制度运行中进行适当的干预。同时,由于基层政府的管辖范围广,行政管理任务繁重,实践中行政权侵犯村民自治权利、对村民自治事项的不当干预广泛存在。为了实现行政权在农村基层社会的合理运作,应当首先从法律上明确行政权和村民自治权的界限,而在组织结构改革方面以设置基层政府的村级派出机构为宜。     

过失相抵规则在金融服务合同纠纷中的适用

【裁判要旨】银行卡收单机构利用外包服务拓展市场时,外包服务机构未尽到对特约商户资质审查义务的,在收单机构自身存在审核不严的情况下,应减轻违约方的赔偿责任,具体责任承担及比例可参考外包业务的合法性、责任主体的替代性、损害发生的可控性、责任减轻的有限性等因素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