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犯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行为对法益实害的发生造成了客观的、现实的法益侵害危险,因而未遂犯的本质是一种具体的危险犯。那么,在因不具有法益侵害的具体性危险而否定具体危险犯既遂的场合,行为尚停留在着手之前的抽象危险阶段,至多只成立犯罪预备;同理,在因不具有法益侵害的抽象性危险而不成立抽象危险犯既遂的场合,行为处于抽象危险之前,是"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前置化",逸出刑法最前线。因此,危险犯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     

被劳教行为该向何处去——以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衔接为中心

劳动教养虽然事实上成为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外的第三种处罚措施,但违宪性决定了它不能分裂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间的衔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与《刑法》第13条的规定实现了二者的贯通,架构了"二元制裁体系","处罚衔接漏洞"是个伪命题。因此,原"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要么只能被转入治安管理处罚等行政处罚范围,要么只能移出法律处罚圈;刑法上的入罪门槛不因劳教被废而降低,禁止将被劳教行为分流入刑事处罚。现存的"收容教养"、"收容教育"与劳动教养没有本质区别,劳教被废止后,这两个警察保安处分措施应当被禁止适用。     

我国轻罪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与批评

我国先后十一部刑法修正案新增28个轻罪,但表现出了"轻重并进,重罪为主"的立法特征,轻罪制度并未成为立法主线,"轻罪化"之所以屡被用于渲染当前的犯罪化立法及其趋势,源于对"废除劳教制度"法治意义的误解.劳教制度被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从教育帮扶性措施异化为罪刑失衡的监禁处罚,因而轻罪化立法不应是"劳教功能"的栖身之所."轻罪化"作为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立法方案源于"严而不厉"的目标导向,但"严而不厉"内含"严"与"厉"概念交叉、狭义解读刑法谦抑性、迷信刑法积极预防功能等不足,在"去重刑化"目标尚未实现之前追求法网之"严",则导致刑法结构"又严又厉".增设轻罪也不是校正重刑主义司法偏向的恰当措施,重罪构成要件的司法扩张是解释者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使然,应正视司法恣意性的根源而非通过轻罪化立法为之开脱,否则将陷入"司法无限倒逼立法"的恶性循环.因此,追求法网严密的轻罪化立法应予放弃,从而为发挥刑法之外其他规范及其主体的功能让渡空间,真正促成社会治理所需的多元共治格局.     

宪法对刑事司法的实体性控制——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论引入

刑法作为出自宪法的子法,刑法规范应该立足于宪政的理念与价值而制定,并在适用中与宪法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不可能有其实质的意义与价值.在当前特别注重“宪法生命”与“刑法知识教义学化”的学术潮流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实现对刑事司法实体控制的一种不容忽视的教义学路径.合宪性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形成一种相互独立、相互支撑与相互衔接的二元解释体系.在刑事司法中,合宪性解释主要有消除违宪疑虑、控制解释边界和检验解释结论三个层面的价值.     

实质解释何以出罪——以一起挪用“公款”案件为视角的探讨

在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论争中,实质解释在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出罪功能往往不被重视.实质解释是对犯罪成立所有条件的解释,它更注重严格控制解释的尺度,要求行为必须达到值得刑罚处罚的法益侵害性才能被认定为该当于客观违法构成要件,必须达到值得刑罚处罚的非难可能性才能被认定为该当于主观有责构成要件.对于挪用公款罪的认定,在客观上应当实质地解释“国家工作人员”,反对形式解释之身份论,应实质地解释“公款”并论证其公共属性;在主观上,应当实质地理解犯罪故意,独立地考察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公款”等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知,查证其违法性认识.根据实质解释的立场和方法,能够否认教职工挪用尚未交付学校的“点招费”行为的客观违法性并阻却主观有责性,显示实质解释的出罪功能.     

规范论视野中的刑罚合法性——读帕夫利克教授的报应主义

在Pawlik教授看来,刑法中真正的不法是指公民违反了对社会共同体的忠诚义务,刑罚正是通过确证享有自由与履行忠诚义务之间关联性,将法作为法进行恢复,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报应.这对国内刑法学的最大的启发,不是要在犯罪论上以“公民的不法”来缩减不法与罪责的区分,而是要在刑罚论上强调报应主义的取向,因为预防犯罪是刑罚执行或刑罚实现后的效果,并且不确定、不可证,它不是施加刑罚时所能决定的,也就不能作为刑罚的合法性根据.     

“非数额型盗窃”入罪的学理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以“定性不定量”的模式单独入罪,其立法原意值得反思.从全法体系的角度,“违法与犯罪”依旧是二元的,“非数额型盗窃罪”稀释着刑法谦抑性;从法益论的角度,一切盗窃行为侵犯的仍然是值得刑法保护的财产权,“非数额型盗窃罪”消褪着法益关联性.为了防备刑法介入的扩大化,司法者应当客观地、实质地解读这一规范,在实体与程序的一体化运行中为其犯罪圈的膨胀层层设防.     

自由与忠诚语境下的报应论——评《人格体·主体·公民:刑罚的合法性研究》

刑罚的合法性是刑罚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它贯穿于制刑、求刑、量刑、行刑等整个刑罚制度运行的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体现着一国刑罚创制、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基本价值走向。所以,对刑罚合法性的追问几乎伴随着刑罚同时产生。从学术史上看,这种追问在报应论、预防论与折中论之间发生了重大分歧。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德国著名中生代刑法学者米夏埃尔·帕夫利克的《人格体·主体·公民:刑罚的合法性研究》付梓面世,成为影响刑罚理论的一部力作。     

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责任体系不必重构

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必要甄别何者才是刑法面临的真正挑战,而不能动辄以新技术、新风险为由建造新的智识系统。人工智能只是人类为自身之目的而研发的高级工具,它无法被赋予“权利义务统一性”,难以改变二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由于法人具有非生命体形象,学界常常借助单位犯罪类比论证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但二者存在根本不同的运行原理,肯定论对刑法中的“辨认控制能力”的认识也存在严重的以偏概全。惩罚人工智能不能实现报应、预防等目的,对其设定的刑罚引发了“技术失控-技术可控”“特殊预防无效-特殊预防有效”“刑罚设计-非刑罚性”“AI主体性-AI工具性”“消减风险-加剧风险”等五大悖论。在人工智能侵权案件中,犯罪主体只有自然人或单位,人类中心主义的责任体系具有恒久适应力,不能因应前沿科技而将刑法重构为技术管理法,更不能将之建立在修辞和想象之上。     

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限度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三年多以来，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的保护方向值得肯定，但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限度仍有待总结和反思。企业合规是企业风险管理的同义语，企业的合规动机是企业利益最大化；企业合规整改的永恒逐利性、检察合规监管的经济利益衡量，为合规激励的扩大化埋下了隐忧。基于单位犯罪混合意志论和责任分离论，涉案企业与涉案人员在刑罚层面可实现责任个别化，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对象只能是企业而非涉案人员，合规监管的适用范围只能是企业犯罪而非自然人犯罪。基于实体法的量刑原理，在从宽范围上，事后合规换取的“相对不起诉”仅针对企业轻罪而不适用于企业重罪；事前合规难以成为企业犯罪的实体出罪事由，不能夸大组织体责任论的教义学功能。在未来合规改革的实践深入及立法推进中，应优先注重罪刑法定的追诉限缩意义、“企业合规从宽”与“特定犯罪从严”的刑事政策协调、企业合规整改实效的长期验证，避免落入“合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