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态环境资源化对策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积极性不高 ,主要是生态建设和保护与经济效益脱钩 ,没有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加以利用 ,为了推动西部大开发 ,文中提出了将生态环境资源化的 8个方向 ,并提出了加速生态环境资源化的一些措施。     

从“非典”危机透视领导风格的转变

本文论述了"非典"危机给领导风格带来的改变从避免风险到勇于革新、领导变革;从立足国内到面向全球;从运用权力到分享权力;由人治领导转向法治领导;从领导本位转向顾客导向;从效率取向转向质量取向.领导干部应顺应这种趋势,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     

论地方政府应急管理中的协调联动

在当前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中，迫切需要地方政府与其他参与主体实现协调联动，包括行政系统内部主体的协调联动和行政系统外部主体的协调联动。实现协调的方法或途径有很多种，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运用。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过程包括事前预警、事发救治和事后恢复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协调联动的内容、方式和重点不同，应有所测重。     

论日本灾害风险管理模式的特点

日本在应对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形成了成熟的灾害风险管理模式。它具有如下特点: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在灾害风险管理中是排在第一位的;增强建筑物的抗灾能力是日本预防灾害损失的重要举措;完善的灾害信息系统是灾害风险管理的重要保障;依法管理是日本灾害风险管理的重要特征。     

试论国家政策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国家政策占有突出的地位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从国家政策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指南,是实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目标的决定性手段,是调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主体积极性的根本所在,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等方面论述了国家政策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国家政策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促进作用:维护和巩固我国的基本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保证社会转型的社会主义方向;指导经济建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协调各种关系,完善社会控制,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发挥政策的正确导向功能,引导人们形成合理的价值取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精神动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促进我国同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成都平原经济区建设生态经济区战略研究

成都平原经济区处于长江上游 ,动植物资源丰富、地貌类型多样。区域森林覆盖率较高 ,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生态经济发展有一定基础。但是 ,区域污染和水土流失仍然较为严重 ,生态经济发展还不强 ,水资源日益紧张。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极为密切 ,为此 ,区域应建设生态经济区 ,发展生态经济、树立生态经济观、实施污染与环境一起治理的方略     

论完善行政决策问责制

行政决策责任是指行政组织及其行政人员制定符合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行政决策并推动其执行的职责及未能履行职责时应受到的谴责和制裁;行政决策责任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完善我国行政决策问责制,须从明确行政决策权限、责任,完善行政决策的道德责任制、监督机制以及依法追究行政决策责任等方面着手.     

论公司分配底线规制的完善

公司分配是公司将资产无对价分配给股东，会降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与偿债能力，极易引发公司内外各方主体利益冲突，故而公司法设立了公司财产流出约束机制。我国公司法虽然奉行资本维持原则，却未能为公司分配行为提供清晰且统一的底线规制，只是分别设立了禁止抽逃出资规则、股份回购规则、减资规则等债权人保护规则，上述规则均是停留在列举公司违法分配的实践样态或程序规制层面，未能从公司分配为的经济实质出发，无法有效指引司法裁判与商事交易。参考域外法之经验，在设立广义公司分配概念基础上，改革资本维持原则所涉具体公司法规则，将资本与资产相匹配，明确公司分配数额不得超过“盈余公积金与未分配利润之和”,并适当融入偿债能力标准，将资产与债务相匹配，在规制不完善的股份回购制度与减资制度上采用资产负债表测试、衡平测试以及资本充足测试，由此为公司分配提供明确的底线规制指引。     

论公司分配决策权责的合理配置

公司决策者应当准确判断公司分配是否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底线规制，以防公司分配损及债权人利益，故权力归属与责任识别成为规制公司分配决策者的关键。公司分配的决策权属于公司经营者权力范畴，而我国公司法未能明确公司经营者权力中心。目前我国股东会掌握公司分配权力较大且不担责，董事会掌握公司分配权力较小却责任较重，而股东会的商业判断能力明显弱于董事会，加之我国公司普遍存在控制股东，控制股东可实质决策公司分配且无相应公司法约束机制，司法裁判亦难以有效审查公司分配决策，由此形成公司分配决策权责配置不一致的现状。信义义务以事后明确且灵活的责任方式约束公司法定或事实的决策者，可有效实现保护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目的。故而应在完善董事信义义务制度基础上，厘定控制股东及信义义务，并且明确公司决策者与执行者违信责任的承担，进而实现公司分配决策权责的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