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性"的法理分析

安乐死“合法性”研究应是“合法化”研究的前导。否则后者很可能陷入盲目。从逻辑上说,“安乐死合法性”具有三种可能内涵:安乐死不违法;依法律施行安乐死;安乐死是一种权利。分析表明,第一种和第三种安乐死合法性尚不能被现代法权系统承认。各国安乐死立法主要体现了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第一种安乐死合法性容易被遗忘和忽视;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目前遭到了广泛的误解;第三种安乐死合法性则是误解的产物并且超出了法律的维度。     

宪法生命权的界限

新兴宪法生命权并无坚实的伦理基础,其所涉及的生命伦理争议属于应用伦理学探讨的课题。应用伦理学并不是某种成熟伦理理论的现实运用,而是以实践为导向的"无基础"的伦理探究。从法律内部视角看,宪法生命权最坚实的伦理基础仍然是自然法传统。宪法生命权只能是一种克制性的权利,它不应主动干预新兴生命伦理争议,因此我国宪法生命权的形式与内容应当限制在合理的界限内。     

火耗归公与集权低能——关于清代官僚制度的一个实证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具有高度集权与极端低能的双重特点。以往的研究多依据“国家%D%D社会”的宏观理论探寻二者的关系。这种方法虽有很大启发意义 ,但也容易失之宽泛、抽象 ,缺乏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解释力。本文选择专制集权官僚政治最后和最典型的代表———清代官僚政治作为研究对象。以清代著名财政改革“火耗归公”为切入点 ,力图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从微观角度揭示过度集权与低能混乱间微妙的正相关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集权低能体制的成因与制度后果。     

欧盟个人数据保护的“后隐私权”变革

个人数据保护权的兴起是大数据时代法制发展的新动向。在欧盟范围内，个人数据保护权取代隐私权，成为信息隐私保护和数据保护法制重构的首要权利。个人数据保护进入“后隐私权”时代。与强调消极防御的隐私权不同，个人数据保护权具有鲜明的主动防护特征。与人格权、信息自决权相比，它的规范内容更加确定。欧盟力推个人数据保护权兼具浓厚的法律和产业背景。棱镜门事件后，个人数据保护权的影响力突破区域局限，对全球大数据时代相关市场和法律规范重构发挥重大作用。然而，个人数据保护权也不是没有成本的制度设置，运用不当可能拖累互联网经济发展，甚至会产生保护主义的过度防御问题。我国应对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权的效应进行综合研判，可在规范基础、制度结构和法律形态方面对其进行适当借鉴，但不宜盲目照搬其立法形态。     

论安乐死法律问题中的行动-话语结构冲突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自希腊语,意指无痛苦、幸福的死亡。它的目的在于避免死亡痛苦的折磨,改善死亡前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临死者的尊严。从定义看安乐死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却很难被法律接受。本文分析了安乐死行动结构与自由主义权利话语之间的根本冲突,并指出安乐死权利诉求长期不为法律接受的状况与这种冲突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谁之安乐死——安乐死的行动结构理解安乐死的行动结构必须首先区分“行动”和“行为”。为了界定“交往行动”(Kommunikativen Handelns)这一概念,哈贝马斯强调了“行为”与“行动”的区…     

安乐死"合法性"的法理分析

安乐死“合法性”研究应是“合法化”研究的前导.否则后者很可能陷入盲目.从逻辑上说,“安乐死合法性”具有三种可能内涵：安乐死不违法;依法律施行安乐死;安乐死是一种权利.分析表明,第一种和第三种安乐死合法性尚不能被现代法权系统承认.各国安乐死立法主要体现了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第一种安乐死合法性容易被遗忘和忽视;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目前遭到了广泛的误解;第三种安乐死合法性则是误解的产物并且超出了法律的维度.     

公共场所隐私权的悖论

"公共场所隐私权"是个悖论式的问题。实践中,西方国家已经承认了公共场所隐私权的合法性。隐私权保护重心从"场所"到"人"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合理隐私预期"是公共场所隐私权的法律依据,然而,"合理隐私预期"至今仍然缺乏明确的标准和法理依据,这根源于对"公共场所"之"公共性"的误解。"公共场所"大都是公、私混合的"社会场所"。这不仅决定了"公共场所隐私权"的正当性,也决定了对公共场所隐私权进行保护必须突破僵化的公私法分立格局。     

讲正气接地气创新基层宣传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思想宣传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开创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基层直接联系着人民群众,站在宣传战线的最前沿、第一线,基层宣传工作实效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影响到基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常态化防范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广大基层宣传工作者立足基层,心系百姓,多措并举,务求实效,开创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