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行政控权

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形成权力腐败;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是人治的典型体现,与法治水火不容。为了使行政执法依法进行,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尽量少受侵害,行政控权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权是行政法实施的基础。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主体地位的变迁与政治吸纳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变革社会中的先富群体,对政治的渴求非常强烈。在成为政治人的过程中从基础性政治主体中分离,转向代表性政治主体,从建立私人领域的政治合法性成为公共政治领域的代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在党政部门任职、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制度性安排形式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也通过在权力机关寻找代理人、关系网络以及公益性活动等非制度形式成为间接的代表性政治主体。面对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政治体系必须提高开放程度,增强吸纳能力,将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纳入其中,同时,也需要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素质和政治能力,克服在行使权力和参与政治过程中的功利主义以及政治腐化现象,真正做到负载民意。     

协商民主:创新中的运行困境

协商民主以公共论坛的形式在公民间平等地讨论,增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兼容所有政治意愿,承担起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它改变了民主决策机制,创新了民主形式.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着困惑,社会中个人、政治团体和阶级阶层拥有资源和政治能力的不平等、政治贫困状态下的公开排斥、难以体现的政治包容、参与者的文化多元性及价值取向等都对协商过程中的平等性和结果的公正性构成挑战.     

人民主权：政治制度文明的本质体现

人民主权是人们一直追求着的社会政治文明的准则,体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本质。然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得到真正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表明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可靠保证。     

增加农民收入应做好"减"字文章

土地管理，贵在“开源”，而重在“节流”。在农村土地管理中，关键在于有计划地控制和审批村民建房用地。从工作实践来看，在村民建房用地审批中，应建立“一公示．二公开，三到场和工作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来规范用地审批的操作过程，这同样是政务公开的客观要求。     

市场转型期经济与行政权力的变移

市场化改革使经济、行政权力发生了变移,使得权力格局既统一又分割.国家在确定制度变迁方面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制度变迁_既引起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企业组织管理的变化,从而引起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领导人的身份转型.改革中的权力不褪色决定了权力的变移只是权力的转型,权力始终维系着对各种资源以及社会资本支配与控制,占有资源多的人在社会诸多领域发挥着命令性的影响.由于制度供给滞后,对权力的约束乏力,权力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大,权力的边界模糊,权力的私利化倾向较明显,导致了一些权力扭曲运作和社会层面运转无序,加速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贫富的分化.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及其困境

在社会转型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他们不再满足现有的政治地位,而是需要谋取新的政治资源,将自己打造成完整的政治人,实现政治体系中的资源累积。现有的政治体系也在与时俱进,接纳一定数量的经济人士参与其中。通过参与,不仅创新了政治体制,拓宽了利益诉求渠道,也有利于他们增强社会责任感。但是,部分参与者以功利为目的,属于利益诱致性政治参与,由此拓宽了权力资本化的路径,使一些政治参与不负载民意,成了从事各种腐败活动的温床。同时,在制度性参与路径较为狭窄的情况下,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现象较为突出,出现了政治参与的争议与困境。     

中产阶层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吗?

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应从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维度去考察。当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阶层的时候,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化程度较高,中产阶层的体制属性、良好的教育背景促使其理性思考,其价值取向倾向中庸,政治态度趋于保守,中产阶层的中间社会地位能有效地黏合其他社会阶层,是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器"。在中产阶层不断壮大的转型社会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中产阶层的价值取向倾向多元化,政治参与处于无序状态,中产阶层是转型社会中反体制的主要力量,主张激进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成为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民主进程的主要推进者。因此,不能一概地认为中产阶层就是社会稳定阶层,转型社会中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的"动荡器"。     

市场化改革中权力的代表性及社会效应

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是在权力的主导下并服务于政治的价值取向,是"权威志向型"的改革。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具有较突出的探索与试错性质。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逐渐放权,但总的趋势是权力不褪色。随着权力的下放,对权力约束减弱,权力偏好现象较突出,一些经济市场与社会管理逐渐演变成权力的角逐,很多当权者都在改革中追逐着地方、部门以及自身的利益,一些权力的双重代表性突出体现,即在代表大众利益与权力者自身利益的双线上运行,权力者保持着高额的回报。这样,资源的累积不可避免,加速了财富的积累与贫穷的累积,引发社会发展的多重效应。     

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的缺位与建设

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的缺位导致企业在一些方面滋生出私人领域的合法性,企业主的个人权力取代或者形成了制度化权威,企业员工的政治权利与合法权益难以保障,党的权威性基础被削弱,出现了经济制度变迁与党的组织建设弱化现象。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就不可能形成党的政治领导,加强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的建设十分必要。通过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不断改进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充分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从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