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我们的贡献？——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颁布十周年之际

又是一年“5·15”。10年前,一部中国律师为之欢欣鼓舞的法律问世了。这部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不经意间,10年过去了。过去的10年,是中国大改革的10年,也是中国律师大发展的10年。中国律师业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律师法》。然而,在《律师法》实施的10年当中,也暴露了其与现实发展不相匹配的一些问题。值此《律师法》10年之际,本刊邀请部分老、中、青律师代表撰文,不限体裁、不限文风、不限内容,畅所欲言,以为纪念。     

“危险”中的中国律师——律师业的执业风险及其防范

四川何红德律师居然因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行为而获帮助伪造证据罪并被判刑,让我们不得不发出“胆战心惊做律师”的叹息;而中国陕北民营石油企业行政侵权案的主办律师朱久虎的被捕则再次让我们愤慨:“中国律师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能指望他保护当事人么?。”当我们审视中国律师的种种遭遇后,我们无法不对以帮助社会防范法律风险为职责的中国律师自身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予以格外的关注。一、律师业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及来源作为社会人,律师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风险:如业务领域内的商业风险、税务与财务风险、人身安全风险(如5月18日成都律师李晓路的遇…     

和谐社会：律师的价值与使命

“律师兴,法治兴;法治兴,国家兴。”———江平———江平“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赋予我国律师业光荣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也为广大律师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舞台”。然而,社会对律师价值认识的偏差、律师自身责任感与成就感的匮乏以及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的缺失等,极大地制约着律师“服务发展,维护稳定,建设法治,弘扬诚信”。因此,有必要厘清困扰律师执业的若干模糊认识,提升律师的职业使命感与尊荣感;更需要“进行制度与伦理的整体考量,在法治的视野中整体性地审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尤其是作为其代理人的律师的权利均衡”,…     

论私录视听资料的司法审查

公民私录的视听资料作为一种重要的诉讼证据，在实践中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性，但就此类视听资料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理论上尚有争议，而我国现行立法对公民私录视听资料的程序及违反该程序的法律后果亦缺乏明确的规定。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分歧与立法上的疏阔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模糊与被动。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确界定私录视听资料的法律性质，科学确立对私录视听资料的采信原则和审查标准，对于深化审判方式改革，进一步完善诉讼证据制度，推动我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法律适用》97年第3…     

从“龟兔赛跑”看律师的职场竞争与合作

我们小时侯都听过“龟兔赛跑”这个童话，现在又有新版的“龟兔赛跑”。律师职场竞争应注意什么？律师合作的基础与条件又是什么？如何看待律师团队中的所谓“剥削”与“被剥削”？“龟兔赛跑”的经典与新版也许能带给我们特别的启发。     

谈律师“与政府站在对立面”

依法治权是现代法治的基本问题。依法治权，既需要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也离不开公民权利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公民权利监督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制度有二：一是作为公众“耳目”与“喉舌”的媒体；二是作为公民权利与社会理性不同声音代言人的律师。     

律师的价值

一、律师的职业价值与主体价值追求 社会职业分工视野下的律师，代表着各种相互对立、冲突的利益，似乎既代表正义又代表非正义，天然具有某种“品格分裂症”。“与邪恶为伍、为异端辩护”使律师这个职业容易为权力者所鄙视、为社会公众所诟病。然而正是赋予所谓邪恶与异端以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才可能彰显每一个人的尊严与权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受到错误的刑事追究。每一个个体权利、具体权利的维护，每一起具体案件的博弈，其实都是纠纷得以解决、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正义得以实现的过程。凶此，律师即使在个案中成为“邪恶”的辩护人，其整体价值亦与正义有关。     

律师何以“失语”

毋庸讳言，我国当前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机制还很不尽如人意，律师的职业风险还相当大。律师何红德、朱久虎的际遇，更是将律师执业权利受到公权力的蔑视与践踏活生生，甚至血淋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律师何以“失语”？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律师“会见难”及其破解：律师在京会见在押当事人的调查

2006年5月下旬,北京市律师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组织对当前律师在北京会见在押当事人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参与调研的律师走访了全市各看守所,了解情况并征求对律师会见在押当事人工作的改进意见;现场和会见在押当事人的律师进行互动交流,并向部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发放了调查问卷,了解律师在会见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解决会见难问题的意见建议。     

刚刚过去的丁亥年

刚刚过去的丁亥年，无疑是在中国律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