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传统文化观探析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是维系民族感情和凝聚力的纽带，也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载体。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人们关注、论争不己的问题。尤其在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传播技术迅猛发展，资讯交流日益频繁，信息共享与日俱增。文化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因此，认真学习江泽民关于传统文化的有关论述，意义重大。一、积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经过…     

论中国传统法律教育的缺失

中国传统法律教育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由于德主刑辅思想和法律工具论占有主导地位,所以,法律教育在教育模式、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缺失十分明显。一、以吏为师的法律教育模式使法律教育完全政治化;二、培养目标的功利性导致教育对象的特殊化;三、法律教育内容的儒家化加深了法律知识的工具化;四、教学方法的单一化导致思维方式伦理化。     

论法律教育改革与法律信仰的培植

法律教育在培植法律信仰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然而,传统的法律教育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这种消极影响不利于形成法律信仰精神.为了发挥法律教育在培养法律信仰中的作用,法律教育改革成为必然:首先,法律教育尤其是普法教育必须把权利教育作为重点,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其次,应该把培养公民的积极的法律情感作为教育目标之一,避免法律教育中意识形态漂浮现象.第三,注重法律教育中方法知识的传授,把培养法律思维,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作为培养目标.     

“法先王”与法律传统

先王观念在中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先秦的儒家认为三代之世已经创立了完美的制度 ,尧舜禹文武周公可为百世之师 ,后人不必标新立异 ,只要效法先王 ,复礼正名 ,为政以德 ,正己正人就可实现大治。“法先王”的实质是过分强调法律传统的继承性而忽视其变异性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法律移植与法律教育改革

自清末法制改革至今的一百余年来,法律移植从未间断,法律移植所带来的西方式法制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冲突一直困扰着国人,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法律移植中程序倒置带来的脱序。为了摆脱这种困扰,法律教育改革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应该改变普法教育的重心,由守法义务教育向权利教育转移,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其次,法律教育应该把培养公民的法律情感作为教育目标之一,避免法律意识形态漂浮现象。第三,要改革法律职业教育,加强法律思维训练,培养与西式法制相适应的法律人才。     

论清代判例的适用

清代判例适用的方法主要有遵循先例、类推适用和实质推理。其判例适用具有泛伦理化、反形式思维的特征,其原因在于以情理作为司法价值取向、法律教育的缺失和人口激增这三个方面。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

同时强调德治与法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抛开其人治糟粕，其中仍有不少东西值得借鉴。事实上，法律和道德所共有的正义性原则正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的关键因素。在处理二者关系上，必须强调依法治国是前提，这样二者才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的缺失与当代判例制度的确立

中国有悠久的判例传统,但中国古代的判例制度存在严重的缺失。然而,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的缺失中得出历史性的启示:一是改革法律教育,培养具有法律思维的职业法律人才;二是改革司法体制,实现司法真正独立;三是明确判例的创立主体和规范判例确立的程序以保证判例制度正常运行;四是规范判例的适用以保证法律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论中国古代法律教育的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教育是中华法系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中华法系的若干特质,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教育形式结构的双轨制;二是培养目标的功利性和教育对象的局限性;三是教学模式单一化和教育内容儒家化。     

认真落实宜昌会议精神整体推进刑事技术工作快速发展

廊坊市位于河北省中部,座落于京津走廊之间,面积６０００多平方公里,人口３８０万,下辖２区、６县、２市,交通便利,经济比较发达。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外来人口的激增,刑事犯罪形势日趋严重,为适应《刑法》、《刑诉法》对公安机关办案的高标准、高要求和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加大刑侦工作中的科技含量显得尤为重要。自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以来,我局认真贯彻公安部“宜昌会议”精神,把加强基层刑事技术工作作为建立强大刑侦工作的突破口,用不到１年的时间,使我市的刑事技术工作驶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初步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