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

正本文案例启示:受骗人的处分行为是诈骗罪因果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在外观形态上,处分行为是受骗人对财产的占有转移,对其判定,既可以从占有的状态入手,也可以从行为人是否因为财产的转移而直接取得财物进行判断。处分行为的成立需要受骗人具有转移财产占有的处分意识,且受骗人需对财产存在具有明确认识。对财产的价值、品质和数量的认识错误不影响处分意识的成立。     

论国际刑法中的紧急避险和被迫行为

紧急避险和被迫行为作为国际刑法辩护理由的具有悠久的历史。从比较法的角度,紧急避险和被迫行为在英美法系中相互并列,而在大陆法系中,紧急避险通常包含被迫行为,《罗马规约》将两者规定在统一条文之中,从而使得紧急避险和被迫行为适用范围显著限缩。在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紧急避险和被迫行为在"执行上级命令不免责"中的例外适用、在谋杀罪中的适用以及"被告人自陷风险"情状的判断中发展起了独特的适用规则。     

聚合类网络服务商著作权侵权的刑事处罚边界

在P2P模式下,特定用户以营利为目的上传侵权作品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构成要件,应当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正犯;而聚合类网站提供P2P技术和网络链接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构成要件,因此不能以正犯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这种技术支持行为客观上促进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的实施,因而聚合类网站可能承担共犯责任。通过借鉴罗克辛教授关于中立帮助行为的理论,该类网络服务商的技术支持行为是否可罚应当分类讨论,在网络服务商与正犯存在事前通谋,或者其片面提供帮助的唯一目的在于帮助正犯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聚合类网站的网络服务商应当成立侵犯著作权罪的共犯。     

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边界:集体经验、个体决策与偏差识别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如何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将"案件由谁审理"这一因素所导致的量刑偏差控制在合理限度内,是理论和实务要解决的问题.一种可行的方案是,将法官个体的刑罚裁量与法官量刑集体经验进行对比,对靠近集体经验量刑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采取肯定和尊重的态度,而对量刑显著偏离集体经验的法官的量刑决策进行识别并纠正其偏差.基于北京地区五类案件近5万份刑事判决书,对盗窃、诈骗、抢劫、故意伤害和交通肇事案件的刑罚裁量展开实证研究后发现:"案件由谁审理"这一变量能够解释5％11％的量刑差异;大多数法官的量刑结果在集体经验附近浮动,只有少部分法官的量刑结果显著偏离集体经验;更有少部分法官在多个罪名的刑罚裁量中均出现量刑偏差.量刑结果显著偏离集体经验的法官应成为自由裁量权规制中重点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在多个罪名的刑罚裁量中均出现偏差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规制方案,彰显了大数据与算法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的应用前景,在引入"算法的程序控制"理念的前提下,具有推广价值.     

刑罚威慑的理论重构与实证检验

“刑罚具有有效的威慑效力”这一论断被广泛认可，但是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关于刑罚威慑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展开。既有的研究常常聚焦于理性人假说的循环论证，并将刑罚威慑等同于利用刑罚严厉性进行威慑，忽视对刑罚威慑实际效果的实证检验。在理论构造上，刑罚威慑由于依托于潜在犯罪人对刑罚的主观感知因而具有复杂的因果路径，其可以通过严厉性、确定性以及及时性三个维度对犯罪发挥遏制作用。运用“动态因果模型”对我国36年来犯罪与刑罚的互动关系所展开的实证研究显示，刑罚的各个维度对严重的暴力犯罪均没有威慑效力。对一些非暴力的财产犯罪，刑罚确定性则具有稳定而显著的威慑效力。在刑罚严厉性的维度中，仅有提高收监率可以低程度地增加威慑效力，而提高重刑率不但不能起到遏制效果，反而会对许多类型的犯罪起到促进作用。     

指定辩护范围扩张之实效性考察——基于试点城市抢劫罪的实证研究

随着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推进，指定辩护在刑事诉讼中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张，对其实效性的考察将同时具有理论检视和政策评估的双重意义。从首批八个试点地区的抢劫罪切入的实证研究发现，大部分地区的指定辩护率在试点之后大幅上升。然而，倾向得分匹配的定量分析揭示，指定辩护律师无论是在审前强制措施的适用，还是在量刑结果上，都没有显著改善被告人的处遇。在部分试点地区，指定辩护律师的辩护效果显著弱于委托辩护的律师。质性访谈的结果揭示，指定辩护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过晚、律师的报酬激励不足以及辩护经验和技巧的相对匮乏，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指定辩护中辩护效果的实现。同时，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之后法律援助案件激增，进一步加剧了指定辩护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紧张程度。上述实证研究发现能够为新时期指定辩护制度的完善提供“循证式”的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