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主体际性——社会公共道德重建的心性基础

“仁”代表着中国古人从人际关系视角研究、探讨德性和社会规范的思路，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概念，这一范畴的突出特点强烈的实践性。主体际性概念出现在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中，是对主客二分的近代理性主义传统的超越，其意义在于申明了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共生性、平等性、交互性。“仁”与主体际性之间存在内存契合，可以说是以经验形态表达了后现代主体际性的实践理性。在主体际性视域中重新发掘和理解“仁”，重新解读其文化心理本质并为生活服务，或许可为中华文明吸纳、消化现代文明提供一条路径。     

指纹鉴定标准及鉴定结论概率化研究

指纹鉴定标准是指纹鉴定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指纹鉴定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最低特征数量标准、质量—数量标准、面积—质量量化标准、拓扑学方法和标准、形态学方法和标准等均有其局限性.运用统计学理论和贝叶斯定理建立指纹鉴定结论概率化方法和评价标准,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也可以避免指纹鉴定标准之争,使指纹鉴定从经验走向科学.通过统计每枚指纹平均细节特征数量和每类特征的出现率,可以计算出两枚指纹匹配的概率值,进而对概率结论的可靠性作出分析评断.     

社会转型期青年的宗教需求研究——广州青年的宗教信仰调查分析

通过对广州青年的宗教信仰进行实证调查,发现广州青年宗教活动参与制度化程度较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其信教的动机不同;家庭环境是信教青年了解、皈依宗教的最重要途径。宗教让信教青年获得心灵的宁静、更明确的人生目标,但对幸福感影响不明显。研究建议,关注青年的情感需求,用"无私的爱"进一步拉近共青团组织与青年的距离,用分类引导的手法切实提升青年工作实效。     

论传统价值观中消极因素对创新的影响与制约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创新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导向等一系列制约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伦轻科技、重群体轻个体、重一统轻发展、重权威轻后生的价值观对创新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初步考察

与学派之争无关的主客观争议,有必要从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予以剥离。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其意义可分为两个维度。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涉及刑罚对象的争论,即刑罚的对象究竟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乃是在不法论意义上而言,即不法的成立是根据行为的客观面或是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进行判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在我国刑法学中尚未真正展开,双方的论争缺乏针对性,且在概念的指涉与运用上充满混乱。就我国刑法的立场问题而言,有必要根据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不同维度进行立场选择。在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客观主义;在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受客观主义严格约束的主观论,即一种以法益侵害为基础的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的休闲意蕴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隐喻了精深的休闲观。全面发展的实质是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休闲的实质是使人成为人,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休闲作为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表征和实践形式。     

重新发现社会：现代社会理论的诞生

现代社会的核心命题是劳动分工的整体社会转型，其中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直接造成人的生存悖论。劳动社会分工牵涉整体社会改造，包括后来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古典社会思想家均切入这一命题，但未有客观的行动纲领，但这些理论阐释构成了近代以来全球各国现代社会建设的前提。中国社会理论丢掉了现代性起源环节，直接承接西方二战后的社会学理论，但因忽视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命题而存在缺失。当今中国的社会学界亟待正视中国社会现实，实现从社会学理论到社会理论的变迁。     

“法治”初探——中西“法治”概念之比较

法治建设应该首先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要素。由于哲学基础、社会结构、国家形态的不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虽然有"法治"这一用语,但在概念上与西方通用的内涵大有差异,体现了背后法律思维趣味的不同。中国不曾有过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法治概念在中国出现才仅仅有百余年历史,我国法治精神的培养和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积极德育理论的四维度分析及其启示

面对道德社会化过程中道德认知必然存在的矛盾,积极德育理论的建构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作为积极心理学和德育研究交叉结合的时代产物,积极德育包含了心理学和哲学两大理论基础。积极德育理论的建构是在社会环境影响和个体心理内化的共同作用过程中完成的,因此,从教育者、受教育者、二者之间的教育关系以及话语建构四个维度对积极德育理论展开论述对于整个积极德育理论的建构具有宏观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为在积极德育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从"超语言"层面获得实践意义的话语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互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左传》隐公记事的叙事立场

《左传》记事始于隐公的问题是经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古代经学家多通过“始隐说”将《春秋》说成是兴王之作。但是《左传》隐公记事却表达了不同立场。《左传》隐公记事虽然表现出尊王倾向，但突出的却是天下无王为势所必然。《左传》隐公记事对隐公的描写并未显示出后世经学家所说的“王鲁”迹象，对郑庄公的肯定态度则显示了《左传》认同霸主政治的思想倾向。《春秋》兴王说也是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