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司法改革的几个现代化理念

立足于我国当下公司法修改的背景，主张以改革的姿态即以几个重要的现代化理念来指引这场变法运动：应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重在监管”之理念、注重正当化程序设计、以国际化的立法思维提升公司的竞争力等。     

论“Demutualization”潮流下我国证券交易所改制取向及自律机制之重构

针对全球证券交易所方兴未艾之“Demutualization”改制潮流，在阐述“Demutualization”内涵及各国实践、成因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对传统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督机制造成的影响及各国相应变革措施，并着重阐述了处于法律混沌形态的我国证券交易所之改制取向及自律机制之重构建议：这包括应明晰产权，政府对交易所参股10％为宜；创新自律监管机制，可实行沪深交易所交叉上市，引进代表公众利益的独立董事、设置自律法规委员会、上诉委员会等；在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及证券业协会之间合理配置好权限，共同编织好证券监管之网。     

关于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思考

在人们热衷研讨如何修订公司法、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行资产重组之际，中国的上市公司新近又刮起了一股“独立董事”的旋风，金融专家吴晓求出任首家核准制下发行新股的公司———用友软件的独立董事、经济学家董辅被聘为国光瓷业的独立董事，萧灼基教授加盟大唐电信董事会等等，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悉至今约有７０家公司现已聘请了独立董事，深沪两市尚有近１０００家还未选定独立董事，至少２０００个独立董事之席虚位以待。日前中国证监会高层领导亦强调指出，引入独立董事是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新举措，在基金管理公司…     

三资企业青年日常生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

日常生活价值观,通俗地讲,是人们在日常生活活动中所形成的行为倾向和价值准则。它包括生活审美观念、衣食住行玩等生活方式中的消费观念、娱乐偏好、交友观念、以及闲暇价值观等等。它是人生价值观的外显形式,生动地体现出行为主体的人生态度人格特征人生理念等抽象原则性的思想内容。1996年10月至1997年5月,我们对30多家各类三资企业的青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308份。本文拟从上述几个方面予以探讨当代三资企业青年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发生的变化。     

不可承受的制度之轻——基于优化资本市场生态之立场对《合伙企业法》的再考量

制度创新的使命越重,则越能植入实践。我国学界对合伙企业法一直轻视,有必要针对该法的修订、实施,从优化资本市场生态立场出发进行再考量。该法的颁行对助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四大贡献,但仍存许多不足(可谓法微言轻),应作进一步的创新:应在合伙企业组织形式上为投资者提供充足的菜单选择;应明确赋予有限合伙企业的商主体资格,规定允许有限合伙企业开立证券帐户;应以有限责任合伙的称谓取代特殊普通合伙;应注意相邻各法的协调并进,从而把资本市场生态优化推向新水平。     

法人董事制度与公司治理——对“肯定说”的商榷与修法建议

法人能否担任董事?我国1993年《公司法》及2005年的修订中对此都缺乏明确规定,1997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虽规定了只能由自然人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但其效力层级低,也不能规范到有限责任公司。这些立法缺漏已致实践中滋生出许多纠纷而无从解决,法理上也陷入困惑和争议。新近台湾"力霸案"的教训更促使我们有必要对法人担任董事的问题作一全面探讨和明确回答。肯定法人董事制度的学说在理论与实践上并不可行,应运用"奥康剃刀"原则,在我国公司法中明确规定董事仅为自然人,而不宜推行法人董事制度,以提升公司治理之良效。     

高管薪酬问题与司法介入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由于增长过快，与业绩相脱离而不断遭到公众对其公平性的拷问。市场作用的失灵，使司法介入高管薪酬之势难挡。通过对美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典型国家的不同司法介入模式进行探讨，并审视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司法现状，提出我国司法介入高管薪酬的两个原则——司法介入合理化和法定化原则，为法院的实际操作提供借鉴意见。     

破解“商事通则”立法迷局的开放式新进路

制定商事通则是继民法通则之后的又一次法律革命,当下该如何从学术话语转向立法作业,无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应以一种开放式的立法进路破解商事通则制定之困局:首先,以比较法的目光把握国外商事立法的改革趋势,增强出台商事通则的紧迫感、使命感;其次,以包容的精神吸收外来优秀成果,如借鉴美国商法典立法技术上的卢氏起草风格和新兴市场国家商法典现代化的立法内容;最后,组成开明、民主的预备立法作业共同体,尽快将其纳入人大立法议程,满足我国商事法律适用的需要。     

从混沌到有序——民办教育营利性问题的法律探析

民办教育．一般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教育。中国的民办教育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苏以来得到蓬勃发展，2004年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机构）共有7．85万所，在校生达1769．36万人。应该说，运用市场机制吸引民间资本举办教育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投入的不足，基本上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鼓励，已成为中国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民办教育能否长期健康发展，还有赖于对民办教育立法的不断完善及有效保障。就民办教育是否可以营利？如何营利？何谓合理营利而言，理论上尚争论不一，法律也未有明确。从教育的根本属性看。属于公共事业的组成部分，一味夸大营利性，倚赖市场价格机制，会使教育的公益性受损害；若为吸引民间资本对民办教育的投入，又不得不允许其有利润回报。因此，如何平衡公益性与营利性，在法律限度内提供民间资本投资教育的营利保障，是民办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难题。本文拟作一探讨，以抛砖引玉、求教同仁。     

反思商法的法律地位——在制订《商事通则》的语境下展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商事立法硕果累累,但由于深受大民事立法思维影响,零售式立法对于规范日益复杂化的商事交易仍有局限。为此,在《商事通则》的制订呼声日涨之语境下,反思商法的法律地位问题重又浮出水面。笔者在辨析近乎公理式的民法特别法说基础上,提出了应以具有私法性质的商事基本法理念来指引《商事通则》的制订,并对其如何贯彻作了建设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