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的构建及回归分析

根据刑法规定,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并依此建立了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行为处刑的差异。     

"判例法"质疑

理论界对把判例法制度引入我国,并把判例作为我国法律渊源(法源)之一的讨论已有十余年,[1]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是持肯定的态度,建议中国建立以成文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尤其是在我国的刑法典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后,怎样弥补刑法的漏洞又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此时,很多的学者都又将目光投向了判例法.     

刑法中“其他”及“等”略考

刑法条文是以语言为载体来表达一定立法意图的.因而,刑法用语对于理解刑法条文之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刑法中大量的"其他"与"等"这些不确定内容词语的使用造成了刑法的确定性下降,对罪刑法定原则构成了威胁.本文以详细的统计数字为基础,考察了刑法中"其他"与"等"的使用情况、存在的问题;并对减少"其他"与"等"的使用、"其他"与"等"的解释权作了探讨.     

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的构建及回归分析

应当根据刑法规定,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并依此建立了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这样,可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行为处刑的差异。     

数量型犯罪的量刑基准计量研究——兼论盗窃罪的相对量刑法

本文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通过数量型犯罪结果的量与处刑数量 之间的线性关系，把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应用到处刑量化的实践中， 提出了对处刑进行定量分析、计算的模型，以准确计算被告人应当 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使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的自由裁量之误 差大大减少。     

试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核心的内容应当是权力以人为本,权力以权利为上。其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法治的主体是人民,法治的客体是权力;法治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权力应当服务于权利;对社会主义法治活动进行评价的裁判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是一个知识与理性内化并形成稳定的内心结构的过程,是素质问题,是教育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要重视塑造对法律信仰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努力促进省管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省管企业“十一五”发展展望

“十一五”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省管企业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十一五”期间,省管企业将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按照我省制定的国民经济“十一五”发展规划的要求,围绕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加突出结构调整、深化改革、增长方式转变三个重点,着力在培育大企业集团、引进战略投资者、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上实现新突破,在省管企业改革改制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工作重点逐渐向国有资产有效监管上转移,真正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促进国有资产监…     

刑事诉讼法中的“可以”之考究

法律规范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其最大意义在于实现法的指示价值，明确主体的权利(力)与义务。然而，刑事诉讼法的规范中使用了大量的、带有两可倾向含义的“可以”，使得法律中的“可以”之行为就有了“可以为”和“可以不为”的两种选择，这就为如何完全正确的依照刑事诉讼法进行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文从“可以”的逻辑内涵入手，指出了刑事诉讼法中的“可以”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及法规完善

本文论述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定及其应当注意的问题 ;指出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中存在的缺陷及修改建议。     

再为马克思辩护——“犯罪功能说”质疑

“犯罪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犯罪本身是否有积极功能?通过对功能阶位与价值评价、历史与现实、本质与现象、动力成本与动力效益四个方面的分析,作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