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三为太史令”及“阳嘉二年迁侍中”说辨正

张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阳人,汉代杰出学的科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弄消张衡的生平事迹,对于研究他在科学、文学及思想上的贡献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搞清他的生平思想,前人已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有一些问题没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近来笔者就张衡青少年时期的活动作了一些考索(见拙文《张衡永元十二年前行踪考》、《郑州大学学报》85年第2期),并就张衡及做南阳主簿的时间问题作了新的论证(见拙文《张衡“永元十二年为南阳主簿”新证》,《南京师大学报》85年第2期)。现在就以下两个问题作一些探索。     

范成大纪行诗与纪行文的关系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的代表作是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因而他常常被称为田园诗人。但是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他去各地旅行时创作的许多描写自然景物的山水诗,在他的作品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依照旅行的路程所创作的组诗,是范成大对这一特殊诗体的一种尝试。本文把这类由作者自己编集的记叙旅途见闻和感想的以组诗形式出现的作品称作纪行诗。     

论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与诗歌创作

陈子昂倡导的“风骨”、“风雅”、“兴寄”等诗歌革新主张，是彻底清除齐梁绮靡轻艳诗风的切实有效的方法，使唐代诗歌走上一条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干预政治、关心民瘼的健康发展的道路。但其侧重点是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因而存在着忽视诗歌形式美的倾向。陈子昂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种主张的指导下进行的。他的诗歌创作大大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成为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先驱。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有时只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而写诗，因而他的许多作品缺少精美的艺术形式和感人的艺术力量     

对初唐诗歌革新理论的再认识

初唐时期在诗歌理论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前人对初唐诗哥革新理论的认识还存在着某些误解和偏差。本认为：高宗、武后时期已基本肃清了浮靡轻艳的齐、梁诗风的影响,杨炯、卢藏用、王勃的有关章与陈子昂的《修竹篇序》一样,都是讨伐齐、梁诗风的檄。初唐诗风的转变,主要是诗歌内部矛盾斗争的必然,也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追求浓烈的情思和高昂的基调,倡导“风骨”、“兴寄”、“风雅”,正是矫正南朝诗风的正确途径。其实质就是主张诗歌创作应该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干预生活,干预政治。初唐时期的诗人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完善了律诗这一形式,律诗在比“沈宋”略早的“四友”,特别是在杜审言的手中已经成熟、定型了。     

建安七子与“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打破了两汉四百年间文人诗坛的沉寂局面,使诗歌创作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这个时期在文学创作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气象、新特点,被后人概括为“建安风骨”。笔者认为,所谓“建安风骨”,实际上是时代精神,也即慷慨激昂、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的反映。具体地说,在内容上多抒写动乱的社会现实、民生疾苦及个人怀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在形式上注重创新,逐渐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华美     

“安之若命”新解

“安之若命”在《庄子》中共出现两次，历来论者都将它释为“听从命运安排”，故认为《庄子》有宿命论思想。但仔细分析，此处的“命”当作“自然之性”解，且《庄子》中出现的“命”，很多可作此解，因而不能说《庄子》有宿命论思想。     

民族融合与隋唐之际诗风的嬗变

民族融合是推动隋唐之际诗风转变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的汉化和汉民族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这种双向的推进，加快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而隋唐政权的基础－关陇贵族集团正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民族融合对隋唐之际诗风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一扫南朝诗歌绮靡纤弱的不良风气，注入了一股高昂开朗，刚健厚重的贞刚之气，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合，民族大融合具有深层的化意义，不仅开阔了人们的胸怀，促进了思想的自由开放，而且有助于打破旧的藩篱，加快了南北诗风融合的进程。     

张衡“永元十二年为南阳主簿”新证

张衡(78——139)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原始材料,现存的比较完整的很少,只有《后汉书·张衡列传》(以下简称《衡传》),汉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以下简称《平子碑》)二种,而且非常粗略。对于张衡的生平事迹,近人作过一些研究和探索,但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如任南阳主簿的时间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任南阳主簿期间,张衡曾写过一些重要作品,如《同声歌》、《二京赋》、《南都赋》等,因此,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研究这些作品是非常重要的。     

论初唐七言歌行体

初唐七言歌行的繁荣，在诗歌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将其置于汉唐诗赋发展衍变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则可发现其在外部形式、内部结构和表达方式上均已形成自身鲜明而成熟的体性特征，具有句式参差、自由换韵，题材广泛、场景宏阔，铺张扬厉、气势壮大，婉转流丽、意境纯美，多用对偶、杂以律句，曲终奏雅、感慨深沉等艺术之长。这些新特点对推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日李白诗词研讨会”简况

日本《东方》杂志1985年55期载松浦友久的文章《出席“中日李白诗词研讨会”的情况报告》,摘译如下: “中日李白诗词研讨会”一九八五年五月底在中国马鞍山市举行,历时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