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为立功“的法律规制

“代为立功”是指在行为人因涉嫌犯罪被抓获之后,应司法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要求,或者由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友主动提出,由犯罪嫌疑人的亲友为司法机关提供其他人的犯罪线索,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协助司法机关破获其他案件,从而希望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减轻处罚的制度。“代为立功”常常运用于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有组织犯罪、职务犯罪案件的破获或者犯罪嫌疑人的抓获。“代为立功”利大于弊,具有司法交易的性质,可以通过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代为立功”的构成条件、限制性规范、对刑罚的影响、操作途径的方式,在我国法律规范中确立“代为立功”制度,将其与自首、立功并列。     

刑事政策结构系统内的看守所功能——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在刑事政策结构系统内,看守所身处行政法律规范系统之中却服务于刑事法律规范系统。看守所在刑事政策结构系统中具有社会防卫功能、犯罪控制功能、保障被羁押者安全功能。社会防卫功能表现为消除犯罪行为之于社会产生的不安、抑制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蕴含的社会风险、遏制潜在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冲动;犯罪控制功能表现为"惩罚"犯罪嫌疑人、抚慰被害人、维护社会渐进发展;保障被羁押者安全功能表现为抑制公众基于"犯罪"性质的应激性反应、抑制被害人亲属群体的应激反应、抑制犯罪行为实施人亲属的应激反应。这三种功能以社会防卫功能为核心,以犯罪控制和保障被羁押者安全为两翼。     

量刑建议权的面相

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回应民众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标准和量刑活动的明晰要求而产生的,它具有揭开刑事审判量刑活动神秘面纱的面相,是检察权扩张的表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关于量刑规范的颁布,致使量刑结果可以明确预期,量刑活动得以公开,发轫于追求量刑结果实体公正的量刑建议权却意外地回归到其追求刑事司法效率的本原。     

不起诉决定权限制的制度逻辑与改良

我国检察机关行使的不起诉决定权受到检察系统的内部限制和外部监督机构的限制,该限制符合检察机关司法角色、规范设置、制度管理方面的逻辑要求。在我国刑事司法已经呈现出向＂精密司法＂方面发展的趋势时,为了保护人权,分流刑事案件,应当扩张不起诉决定权的行使。为了保障不起诉决定权的正当行使,应当在不起诉决定程序的制度化、公开化、公平化方面进行改良。     

律师会见权检视——以看守所为视角简

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稀缺性,故可以通过观察刑事辩护在看守所中的运行检视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状态.看守所、侦查机关均存在基于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的价值取向而限制或者变相剥夺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的现象.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被限制或者变相剥夺或许存在刑事诉讼法确定的辩护制度虚置、法律共同体面临撕毁、法治信仰难于形成的社会管理风险.     

“假球“与“黑哨“的司法介入

我国的足球联赛已开展七年，从1997年开始，出现了“假球”与“黑哨”两词，对其内涵，目前尚无权威解释。我个人理解：“假球”是指在足球比赛中，一方故意向对方示弱的行为；“黑哨”是指在足球比赛中，裁判故意偏袒其中一方的行为。     

论暂予监外执行的制度逻辑与制度系统

暂予监外执行存在规范之间相互冲突、制度设计不尽合理、执行与收监方面未能有机衔接的局限。基于解决规范冲突、确立司法权威性、规范刑事裁判执行活动、贯彻监外执行制度、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的需要,立足于监外执行制度的实际运用与完善、消除规范的冲突,鉴于目前已经具有完善的基础,提出修订监狱法及其附属规范,确立暂予监外执行程序性规范、完善监外执行担保制度、确定监外执行例外规定、完善监外执行收监制度,建立实证中联动机制的建议。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几个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使讨论其内涵成为必要,为全面理解它。本文讨论了其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法理、犯罪学含义。另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刑法自身的生命力与刑事诉讼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此,文章讨论了刑法的社会适应性及与罪刑法定原则紧密联系的无罪推定原则。     

自诉制度设立上的困境与出路

自诉制度实际上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民起诉权的有限制的保留,但是自诉制度运行时,存在实际运行情况与设立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自诉人主张权利的行为的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自诉制度证明标准的设置与自诉人取证能力的相对削弱、自诉制度在实际的司法层面上成为分担国家负担的方式的问题。因此,自诉制度的存在与价值受到了质疑。但是,立足于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权利的制约与主张、刑事诉讼行使方式的正当性的要求,应当保留自诉制度,同时,为了推动自诉制度的良好运行,应当对自诉制度进行改良。改良的措施为:放宽自诉案件的起诉条件,设立自诉制度运行中的国家帮助机制,设立自诉制度取证的私立机构帮助机制,充分发挥检察监督的作用。     

侦查阶段证明标准的重构

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相对模糊,可操作性不强,而且,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机关是人民法院,因而应当立足于司法实践的要求与证明任务完成的需要,对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重新设置。设置的内容包括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