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明清刑事诉讼“依法判决”之辨正

是否“依法判决”乃明清时期诉讼实践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民事诉讼而言,情理无疑是判决的主要依据,但法律仍不可忽视;从刑事判决来看,法律构成了判决的基础,然情理的作用也不容忽略。对普通刑事案件来说,“依法判决”已是学界共识;就疑难案件而言,司法官员也都非常重视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但是比附律例,参照成案,从律例中推导规则,乃至移情就法的现象同样普遍存在。除了慎刑、公正和维护皇权的原因以外,“依法判决”也是司法官员强化自身权力与利益的有效工具。     

浅析物权法与房屋拆迁问题

在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发展建设中．房屋拆迁涉及到的利益冲突极其复杂，而其中发生的各种房屋拆迁纠纷．也经常性的成为媒体、公众以及政府关注的焦点。《物权法》的颁行对于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起到了很好的立法整理作用．而且根据目前的安排．关于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具体法律依据将由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修正是以《物权法》为基础的，     

明代争水群殴致人死亡案

众所周知,"杀人者死"或"杀人偿命"乃传统中国法律的一条基本原则,所谓"百王同制"即是扼要的概括。不过,仔细探究起来,则又可以发     

宗教与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之关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後

在《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中，梁治平曾经写道：虽然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初版於1947年，但是今天读来仍能启入神智，令人耳目一新。这不是偶然的，它与瞿同祖采用的独特研究方法与丰富文献资料密切相关。只是，今天看来，本书的不足也不必讳言．而其原因乃是，作者对以下两个方面强调不够：第一，中国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第二，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     

小事闹大与大事化小:解读一份清代民事调解的法庭记录

本文以乾隆三十一年山东邹县的一起民事调解案件的法庭笔录为分析对象 ,仔细解读其中蕴涵的 ,同时也是被中外法律史学者广泛争论的若干清代司法实践问题 :一是帝国官僚的诉讼态度与小民百姓的诉讼策略 ;二是帝国衙门的纠纷解决手段 ;三是解决纠纷 (裁判 )的依据 ;四是清代法律的表达与实践。此外 ,本文不仅“深描”这份法庭笔录 ,而且把它置于广阔的帝制中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司法体制、诉讼理想和现实的语境当中进行考察。与此同时 ,受到“复调”理论的启发 ,本文在叙述风格上也作了一些尝试 ,以期通过这一文体的尝试彰显传统中国司法运作的复杂意蕴。     

台前与幕后:一起清代命案的真相

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者对清代司法档案信崇有加,部分学者甚至对司法档案进行形式主义的表层解读。事实上,司法档案当中存在制作乃至虚构的成分。以清代同治十三年广东罗定州发生的"梁宽杀妻案"为例,通过对照分析以广东巡抚张兆栋和刑部尚书崇实名义所作的一份刑科题本与本案初审官员杜凤治所写的相关日记,可以发现,与日记相比,刑科题本中存在比较明显的虚构。这一发现,旨在提醒中国法律史研究者在研究司法档案时,必须保持应有的批判态度,留意其中可能存在的制作或虚构。     

从类型角度谈中国法律史的叙述模式

现有的中国法律史的主流模式是“王朝更替”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并不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知识体系的特殊性 ,而更有可能是迎合了与中国“异质”的西方法律知识体系的特征。这就需要寻找真正与中国法律史的特征相契合的叙述模式。根据中国法律史的演进历程和传统法律的类型特征 ,从“社会类型”和“文化类型”来重构中国传统法律史的叙述模式是可能的 ,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