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同志对我国法学事业的卓越贡献

法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从法学学理上科学地阐明我国法制，从而奠定我国法律科学的基础。这是董必武同志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的发展我国法学事业的设想。这个设想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远见卓识。董必武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董老所孜孜以求的法学和法制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明确地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确定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以后才逐步实现。     

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基本内涵与建设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被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中华民族主体性建设,也随之频见于顶层战略部署。"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在中西古今视域下对"中华民族"进行语义分析,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继承既有话语并进行内涵拓展。在此基础上,回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历程并展望其前途,进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逻辑。     

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呕心沥血——纪念董必武同志

今年三月五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董必武同志九十五诞辰。四月二日又是他老人家逝世五周年。     

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当代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中,有两个关键词语: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系,对于创新完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复兴的涵义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者统一于复兴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此相应,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开拓世界历史、国家、民族、国民四个维度以形成新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兼顾规模和效率,平行推进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和国民共同体的建设;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中,作出相关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物质基础;作为国民共同体的建设,要从全体国民和国民个体两方面,增加扩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民维度。     

中华民族何以是一个: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新解

1939年2月,顾颉刚发表名文《中华民族是一个》。此文既非应景的时务策,也非完全成熟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篇承前启后的理论提纲。事实上,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思考,贯穿顾颉刚的整个学术生涯。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旧"一"向新"一"的进步。30年代,其理论逻辑转向"多"与"一"的协调。40年代后,顾颉刚试图将上述两个逻辑调和起来,以进步观念阐明中华民族斗争融合的历史过程,并赋予此历史过程以一种共同生活结构,在打破陈腐的华夷之辩同时,防止政治体量的减损。尽管顾颉刚最终没能建构出体系完备的中华民族理论,但他对中华民族理论的历史逻辑和政治属性皆有深入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华民族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构建了规模超大而颇具效率的现代国族,形成了国家与国族互为塑造的稳定结构,创造性地提出多元一体民族格局,既充分保护历史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又不断巩固着现代中国的政治统一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共识、奋勇前进的基础性政治资源。进入新时代,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展,我们必须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耦合机理,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协调族际整合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唯有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建设形成新格局,才能妥善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挑战,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途。     

制度的限度与政治的自然状态——试论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政教之争

从11世纪中叶至14世纪初,政教之争在欧洲政治事务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争执及贝克特的殉道是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政教之争并非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矛盾,倒是意味着将所有具体问题抽象为原理间的对抗,它并不意味着俗界权贵与教界权贵的两分,而是要求各界、各地权贵普遍分裂.既在原理的旗帜下集结,又按各自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划分敌我,灵巧地在阵营间转变,动用制度内外的一切手腕重新分配权势.在这个意义上,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之间的争执,并非为后世自由宪政开启一扇门户,相反,正是由于建立起一套足够强韧的制度以容受各类争执,民族国家才超越过去诸多政制,克服政教之争等政治自然状态的反复发作,成为欧洲近代政制的首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