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中的自然人主体

职务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两种。从现行法律规定看,职务犯罪自然人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和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三类。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三类人员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其中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的认定争议最大。     

“多次抢劫”犯罪的认定

基于我国刑法的行为客观主义特征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本文认为“多次抢劫”的每次抢劫都应当构成犯罪。而且,“多次抢劫”并非纯正的情节加重构成,其实质是抢劫的同种数罪,只是立法将其作为一种加重构成的情节予以规定。因此,“多次抢劫” 仅限于“多次基本抢劫”的既遂犯罪。     

司法中的法律——一种社会学分析

习惯法不仅存在于非诉讼情形中 ,而且渗透于司法中。法院 (法庭 )的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的混合 ,决定法律运用的移情性 ,为习惯法进入司法开了方便之门。司法的过程是法官和当事人协作的过程 ,是制定法和习惯法互动的过程 ,是文化传统压迫和现实利益取舍的抗争过程。     

权力控制：预防职务犯罪的法治途径

基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本位”之假定,我们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视野,认为职务犯罪是“权力——权利”结构性失范情况下的权力“异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在于权力的控制,这可以通过人治来完成也可以通过法治来实现。国家和社会二元化互动关系使法治模式成为最可靠的选择。我们可以通过两条路径达至对权力的控制:一是实现社会自治,以权利制约权力;二是建立法治国家,以法律约束权力。本文最后,基于我国职务犯罪的现状,提出了预防职务犯罪较为具体的法制化建议。     

司法中的法律：一种社会学分析

习惯法不仅存在于非诉讼情形中，而且渗透于司法中，法院（法庭）的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的混合，决定法律运用的移情性，为习惯法进入司法开了方便之门。司法的过程是法官和当事人协作的过程，是制定法和习惯法互动的过程，是文化传统压迫和现实利益取舍的抗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