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证人出庭制度研究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专家证人出庭制度,对促进控辩关系平衡,弥补鉴定意见的不足具有重要意义.但法律对专家证人的资格、选任、义务与责任等问题均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较难操作.同时,专家证人制度有其缺点和弊端,相对鉴定制度而言处于辅助地位,不可过于依赖.建议对专家证人制度进一步细化,增强可操作性,对鉴定制度进一步优化,明确专家证人制度的辅助地位.     

从“法庭调查”论公诉人在控辩关系中的博弈

辩护人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日益得到重视。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上述权利得以固化,并呈扩大之势,法律对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对非法证据启动排除程序等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公诉人对证据的垄断性优势减弱,庭审变数不断增多。本文旨在建议通过设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加强公诉人的交叉询问能力,排除非法证据的能力,以便其在控辩对抗时赢得主动,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     

论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制度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检察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考察的义务。但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实践中如何操作做法不一，本文建议考察帮教可以结合社区矫正之优势，将社区作为考察帮教的主要参与者，同时与专门的考察机构互为补充，检察机关作为监督者和引导者，协同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考察帮教内容达到立法初衷。     

浅谈犯罪边界的确立

"零容忍"的警务政策,在打击严重违法行为的同时,也带来关于严重违法行为与轻微犯罪行为之间如何界分的难题。我国现有的三级规范体系,对具备相同特征的违法及犯罪行为根据犯罪概念中的"定量"因素而界分,而"量"本身在立法及司法上的不确定性,给界分造成障碍。文章在借鉴域外立法的基础上,提出建立轻罪制度的建议,以解决目前定罪加定量模式的缺陷。     

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废

关于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废问题,刑法学界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较大争议。从行贿罪的立法宗旨讲,这一要件的规定有悖于立法理念;从司法实践中看,该规定严重束缚了司法实践。因此,借鉴国际立法在贿赂罪方面的立法规定,建议立法机关对我国的行贿罪立法进行改革,废除"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     

从“法庭调查”论公诉人在控辩关系中的博弈

辩护人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日益得到重视。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上述权利得以固化,并呈扩大之势,法律对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对非法证据启动排除程序等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公诉人对证据的垄断性优势减弱,庭审变数不断增多。本文旨在建议通过设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加强公诉人的交叉询问能力,排除非法证据的能力,以便其在控辩对抗时赢得主动,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