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金融“考验政府智慧

事实上,民间放贷早已有之,只是在以往未得到正名的情况下,只好以“地下金融“的形式存在.央行表态将在四川、贵州、陕西和山西进行“只贷不存“的民间贷款公司试点,这意味着过去处于地下状态的民间借贷行为将有望合法化、正规化,但其前提是“只贷不存“,即允许发放贷款,不能吸收存款.……     

火灾发生起数的区间估计和假设检验

在分析火灾发生概率规律性的基础上,可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上,对火灾发生的起数进行区间估计和假设检验。通过区间估计将未来的火灾形势预测为一个置信区间,通过假设检验可排除随机干扰,确定火灾发生起数的变化规律,这些信息都能为消防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的数量依据。     

世界科技史上的聋人双璧

塞翁失马祸变福潜心钻研成果著里查·席格蒙迪,德国化学家,因研究胶体化学成就斐然而荣获1925年诺贝尔化学奖。他自幼双耳重听,38岁后完全丧失听力。席格蒙迪1865年4月1日出生于奥国维也纳一个音乐之家。在音乐之乡维也纳,崇尚高雅音乐艺术几乎成为一种传统习俗。席格蒙迪的兄长们个个有着超乎常人的视觉,但他们的听力全都不行。在这个酷爱音乐的家族,人们把出大音乐家的希望,寄托在席格蒙迪身上。但遗传性耳疾,最终使全家人大失所望。16岁上,席格蒙迪双耳重听日益严重,人们对他说话时,必须面冲着他大吼大叫,他才能听到。也许是听力差、性格内向的缘故,使他养成许多良好习惯:勤于思考,理解力强,做事     

一种尝试抑或真正的对话--道家思想与后现代思潮比较研究

一笔者认为,道家思想与后现代思潮“情投意合”之处在于以下五点:(一)反权威。后现代主义是明确表示这一点的。后现代主义急先锋们的“摧毁”、“解构”等都是直指所谓“权威”的。他们通过反对“权威话语”来实现上述目的。在他们看来,“权威话语”是以独断论和中心论为基础的,因而是僵化的,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遮蔽了人们的智慧。后现代主义向一切终竟至极的东西挑战,反对传统的把个别当一般,把历史当永恒的普遍主义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他们“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流浪者的思维,一种专事摧毁的否定性思维”。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庄哲…     

乌拉圭的对外关系

我十分荣幸和愉快地接受拉美所的邀请,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论坛“2005～2006年的拉丁美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在学术研究以及与拉美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等领域,从事着重要工作。就乌拉圭而言,我想在这里提及的是,1998年前副总统乌戈·巴塔亚博士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顺访该所并会晤所领导。同时,我向拉美所对去年《乌拉圭》一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这本书由贺双荣研究员所著、并由我的前任贝拉略·迪亚兹大使撰写序言,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介绍乌拉圭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著作。1.国际关系…     

银行擅自扣划企业存款应承担民事责任

1985年2月,朱福清走私投机倒把、诈骗一案曝光,玉龙实业公司(朱任副董事长)与某省G县五交化公司以购销涤纶丝为名非法买卖100万美元之事亦随之暴露.此时G县五交化公司汇至玉龙公司的552.5万元人民币(从中国银行G支行贷出的)已被玉龙公司挪作他用,玉龙公司尚未给付G县五交化公司100万美元. 1986年2月至1988年9月,A市中级法院先后对“朱案”的刑事及附带民事诉讼进行了审理. 1988年9月2日,中国银行M分行趁A市中级法院冻结玉龙公司在该分行帐户期满(9月1日)未续冻之机,受G县支行委托,擅自从玉龙公司帐户上扣划552.5万元给G县支行,以此冲低G县五交化公司所欠G县支行的贷款.为此,玉龙公司(现已倒闭)财     

加入WTO对我国粮棉市场的影响

随着农业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强 ,加入WTO后 ,我国棉花、粮食市场将受到很大影响。我国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必须深化 ,以适应入世的需要。     

从商誉透视商标

一商誉与商标的初步思考有些研究商标法的学者往往将商标与商誉看成是两个尽管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却完全独立,各不相关的两类知识产权客体,这种把商标和商誉截然分开的片面观点其实对于商标的研究而言是一种无益的误导。的确,在各国的商标法文字中鲜有将商标和商誉明确联系起来的     

戴季英对创建发展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后期,戴季英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豫西工作基地"的战略决策,深入河南敌后,指挥八路军南下豫西各支队展开英勇顽强的抗日反顽斗争,号召豫西广大民众揭竿而起,组成声势浩大的人民抗日武装,支援八路军打击日伪顽、保卫根据地,使豫西抗日根据地迅速创建发展,为后来八路军、新四军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哥斯达黎加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

哥斯达黎加的贫富分化问题不如大多数拉美国家那么突出,这不仅是哥斯达黎加政治和经济制度独特发展进程的结果,而且与其种族构成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成因直接相关。20世纪50～70年代,哥斯达黎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使利益的分配趋于公平。但近20年来,哥斯达黎加在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所恶化,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通过分析哥斯达黎加两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现社会公正需要稳定而持久的经济增长作保障,但仅靠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政府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