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广夏诉讼案实体法分析——《证券法》的虚假信息民事责任制度设立

对《证券法》的民事制度增设和完善工作的必要性 ,人们已达成普遍的共识。本文的行文正是基于如此基调之下 ,结合银广夏虚假信息披露案 ;同时从经济学角度 ,进一步分析虚假信息民事制度设立的可行性和效率性 ,作出一套完整、明晰的虚假信息民事制度的设计 (选择 )。     

执法检查的政策功能

执法检查的原本及主要的功能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然而在实践中,执法检查在承担其主要功能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执政党形成、宣传、推行、检校其政策的一种有力的制度工具。执法检查政策功能不适当地强化将会对作为国家正式决策体系核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成诸多挑战。因此,回归宪法和法律对于执法检查监督的定位是必要的。     

民法社会安全保障功能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在我国,民法设置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就与民法相关的社会治安保障功能来说,其职能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的保障方面以及对人的尊严以及自由的保护方面,而公安机关的主要功能是对民法的相关要求进行领悟之后去落实相关的工作要求。本文围绕民法中社会安全保障功能相关内容对公安工作产生的影响进行详尽的描述,希望对今后公安工作的开展能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消除儿童乞讨需针对性综合治理——基于比较法的经验

导致儿童从事乞讨的原因是复杂的。因此，在选择解决儿童乞讨问题的对策之前，应先探究迫使儿童走向街头的具体原因。如果政府想更有效地解决乞讨问题，就必须关注和区分乞讨者的年龄结构。有效的乞讨规制政策（法律）必须对成年和未成年乞讨者加以必要的区分。如果拐卖儿童犯罪的确是导致我国儿童乞讨现象的主因之一的话，那么政府就必须动员足够的执法力量“斩草除根”。同时，应当善于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使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解决儿童乞讨问题。在通过“打拐”切断儿童乞丐的滋生土壤之后，政府应当专注于规劝仍然在街头从事乞讨的未成年人，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儿童福利应当成为政府政策侧重点所在。     

乞讨权在美国确立的过程

引言由孙志刚事件、《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各地禁止乞讨规范出台所引发的关于乞讨权、乃至生存权的探讨曾经是媒体和学术界的一个共同热点。但近年来,这一话题不仅渐渐淡出媒体的视线,而且,也逐渐远离学者们的关注。〔1〕然而,如何对乞讨者以及乞     

利用Photoshop软件制作刑事案件现场照片

为了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中能够更好的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提高工作效率，掌握数码现场照片的图像处理技术对刑事技术人员来说很有必要。如果只是利用了数码照相对刑事案件现场进行固定，但在后期制作方面仍然按照以前的方式先冲洗照片再往纸上粘贴，则数码技术的方便和高效率远远没有体现出来，难免有点大材小用。笔者和同事在利用数码照相制作刑事案件现场照相卷的同时，参照公安部“刑事照片制卷质量标准”的要求，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利用Photoshop软件技术，开发了一套刑事照相制卷的模版，     

执法检查:立法程序外完善法律的制度途径

在执法检查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创新性地将这一监督平台嫁接到为完善法律服务这一立法任务之中,从而在立法程序之外建立其一个有助于适时监控和提高立法质量的强大信息收集系统。迄今为止,这一制度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发挥,依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但这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则充分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系统和立法机关。     

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

修改宪法、解释宪法与立法授权是现行宪法为其自身发展所储备的三种平行的程序通道。宪法实施三十年来,三种程序之间的制度竞争使得立法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宪法发展方式。通过立法,特别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我国一些重要的宪法性制度得以构建和完善起来。无论是横向、纵向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调整,还是地方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协调都有了更加明确的原则和规则指引,而这些原则和规则也大大丰富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宪法制度。总结这一独特的宪法发展方式,不仅拓展了对宪法规范外延的认知,而且对构建和完善面向未来的宪法实施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权利如何救济

20 0 1年 8月 1 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批复》。这一批复发布后 ,在宪法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不少学者相继发表文章 ,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也有一些学者则表示了不同看法。为了进一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本刊举行了专题研讨会。以下是本次研讨会中的部分发言稿。     

从简单同意到有效表达——提高人大立法质量刍议

目前绝大多数的立法仅仅是简单同意的结果 ,因而造成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代表大会组织结构、人员的非专业化、非正式程序和间接选举制度则是造成简单同意的原因 ,而对上述四个原因的矫治则是使立法从简单同意过渡到有效表达的必然选择 ,立法质量的提高也将在这一选择中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