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化进程中检察机关的历史重任

国家社会化态势在中国呈现得迅猛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力量的迅速壮大。当下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国家与社会的不适应症,表现出明显的管理失控、立法滞后、运行失序等症状。在此进程中,检察机关理应承担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用法律监督填充国家社会化留下的监管真空,拓展监督范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能重国家而轻社会。     

论司法鉴定主体的双重性

司法鉴定主体由单一向双重的法律转换后,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双重鉴定主体取代了单一的自然人鉴定模式.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关系如何?司法鉴定主体双重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诉讼文书的名称应该一致

<正> 诉讼文书是我国司法机关和诉讼参加人,按照法定的程序,为解决各类刑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所制作的具有一定法律意义的文件。诉讼文书制作的好坏,直接反映和影响司法工作的质量。但是,近来笔者翻阅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教科书,发现问题不少。其中之一就是诉讼文书的名称不统一,“司法文书”、“法律文书”、“诉讼文书”混用,导致了内容范围与概念的不相符合。     

控诉与辩护的对立统一

<正> 控诉和辩护是刑事诉讼中含有对立意义的两种诉讼活动。控诉是被害人或对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负有保护责任的国家机关向司法机关控告犯罪人,提起刑事诉讼,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一项诉讼活动。辩护是被指控犯有罪行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反驳控诉的材料和意见,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我国刑事诉讼中,行使刑事控诉权的主体,主要是人民检察院,只有少数危害性不大的案件的控诉权,才由被害人自己行使。当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已经查     

鉴定结论在司法中的两面性及其统一

尽管有学者对司法鉴定的提法提出了异议，但将为司法目的而进行的鉴定称之为司法鉴定也未尝不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对人类影响力的增强，鉴定结论在司法中的运用将会越来越普遍。鉴定结论在英美国家称为专家意见或专家证言，无论称谓怎样，它在各国都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形式。近几年，在我国三大诉讼实践中，鉴定结论的运用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目标的实现，这固然与人们非议的鉴定体制不顺有关，但鉴定结论作为司法证据的特性以及社会对这种特性的忽略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认识鉴定结论在司…     

论司法鉴定权威的程序保障

司法鉴定具有专门性、技术性、认识性和科技发展同步性等品性,与社会大众的沟通只能借助于外在的程序。西方国家用统一鉴定或分别鉴定模式来确保司法鉴定的权威。我国在程序转型中出现的司法鉴定信任危机,源于法律的失语和制度的缺位,建议建构保障司法鉴定权威的具体制度和程序。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比较研究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对一定范围内的犯罪被害人,在其无法从加害人处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赔偿或充分赔偿时,由国家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补偿的制度。通过比较法上的考察和研究可以发现．各国对作为国家补偿制度主要内容的补偿对象、补偿条件、补偿范围、补偿资金、补偿限度等问题均有不同的规定。我国在借鉴各国规定的基础上,应立足于本国实际建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审判中原告与被告的错位及其矫正

<正> 一、确定身份的依据在刑事审判中,原、被告身份的确定依据两个标准:一是形式上起诉与应诉;二是实质上法庭审理对象的实施者与受施者。明确各种法庭审理的对象,是确定刑事审判原、被告身份的基本前提。法庭审理对象是指审判主体进行具体审理活动的目标指向。它具有三个特征:1.它是一种被认为损害原告方利益的事实;2.这一事实往往是被告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定格;3.该事实因原告人起诉而需要法院查处。我国刑事审判中,一审、二审、再审的审理对     

论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由綦江虹桥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一、案件情况展示：两个污点证人的际遇 作为２０世纪末的一起特大案件，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不仅以其造成了死亡４０人，伤１４人，直接经济损失６００万元的严重后果而震惊中外，而且以媒体全面报道的诉讼过程的法律适用和程序运作而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尽管理论上此前未找到合适的术语来表达，但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出现本身却十分醒目，成为本案诉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该案中典型的污点证人有两个，两人均因作证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司法豁免。 其一为费上利。费上利是綦江虹桥工程施工承包人，对虹桥的垮塌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綦…     

逮捕中心化的危机与解困出路——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检讨

逮捕中心化在司法中表现为逮捕率高、逮捕羁押期长、逮捕具有观念上的至上性。逮捕中心化给我国刑事司法带来了严重的内外危机,包括司法压制社会生产力创造性危机,司法过度消耗物质资源危机,司法再生产能力严重受损的危机,群体性扼杀司法公正的危机,人权危机等。其形成有环境、心理和制度效用三大死结,不破解之则难以走出当今的困局。学界提出许多较好的解困措施,但解构逮捕中心化不能仅等待立法,还需根据社会转型的价值内涵重塑人权观、效益观,在司法上用强力控制逮捕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