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供的证据法意义

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来之无罪、罪轻之陈述推翻了原来有罪、罪重之陈述.翻供现象之普遍化使现有证据制度在证据概念上的伦理尴尬、在证据能力与证据采信上的保守偏信、在证明责任上的有失公正等诸多问题暴露无遗.司法层面上翻供现象的逐步消除,有赖于立法上从自白任意性到自由心证等一系列现代证据规则体系的合理构建.     

论行政法理念的更新——以婚姻登记程序为视角

本文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与旧的<婚姻登记条例>之立法区别为视角,揭示了婚姻登记制度变革后面的行政法理念更新.认为,行政法由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迁移、权利自主与权力谦抑、行政的人性化与程序的正当化是决定婚姻登记制度变革的基本理论,也是引领我国行政法律制度进一步创新的基本方向.     

体制内的代言人——辩护律师诉讼角色再认识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它是现代刑事诉讼对诉讼正义追求的结果。而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主要实践者及支撑者，辩护律师的诉讼角色究竟是被告人的类似于民事代理性质的“代言人”，还是独立于被告人的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似乎不容争议。传统观点从辩护律师忠诚于法律及社会主义的角度论证，高度强调辩护律师的社会责任及法律独立地位，并赋予其与法官、检察官一致的实现社会正义的职业使命。     

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视野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刑事辩护制度的孕育和形成标志着一个社会对刑事司法的意义及其精神技术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层次。制度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①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刑事辩护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或隐或显地看到过程或制度后面的文化蕴涵。法律是人们在群体生活中的产物,也是在群体生活中得以承续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种文化的现象,法律的运作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文化。o众所周知,刑事辩护制度是西方法或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物,它暗合的文化意义是在长期相对封闭状态下独立发展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     

略论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补强——以当事人证据和印证证明为起点

作为一种证据规则,证据补强是针对某种证明力薄弱之言词证据,须与其他证据合并提出.证据补强规则与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质上具有相通性.作为一种当事人证据,被害人陈述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被害人陈述的可信性或者证明力.在口供补强已经被我国刑事诉讼法移植确认的情况下,确立被害人陈述之补强规则也是合理的.具言之,在被害人陈述成为案件定罪的关键证据或者仅有的证据时,应当对该被害人陈述进行证据补强.     

略论行政执法监督的资源整合

行政执法监督的资源整合首先应当在致力于实现技术层面之监督职能独立及责任独立的同时,加强各执法监督主体之间的信息互动,形成监督合力。其次,应当建立专门的人大监督部门,真正发挥人大在行政执法监督方面的制度功能。再者,政府及其部门应当重视以新兴的互联网空间及商业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监督,尊重其作为新兴监督平台或一定民意平台的事实地位并将其整合为体制内行政执法监督之有效资源。     

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区别论

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都属于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着诸多的共同制度安排,也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差异.被害人具有当事人与实质证人的双重诉讼角色,虽然没有必须出庭的义务,但却有权全程参与刑事审判,而证人必须是当事人以外的人,在立法上被赋予应当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无权全程参与刑事审判.在证明方向上,被害人陈述具有单向性、控诉性的特征,从而显著区别于证人证言.在主体适格性、庭审质证及作证保障等方面,较之证人证言的相对严密、规范的制度安排,被害人陈述的制度设计有进一步改良的需要.     

关于律师辩护的调查报告——以监狱服刑人员为调查对象

律师辩护是程序正义在刑事诉讼制度上的重要体现。律师辩护不仅在实体上有助于保障被指控人受到的法律评价是正义的,而且有助于保障被指控人的程序性人权得到必要的尊重。关于我国律师辩护的制度实践及程序性人权保障的具体状况一直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也难以进行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就此针对监狱服刑人员的调查有助干立法者了解刑事诉讼中被指控人的真正程序待遇和制度需求,为刑事辩护制度进一步改革提供实质帮助。     

论扭送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实行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依靠群众,发现犯罪,惩治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公民扭送制度正是这一重要原则的典型表现。一、扭送的概念与特征扭送是指公民使用强制手段,将特定犯罪嫌疑人送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处理的行为。承认公民在一定条件下对特定犯罪嫌疑人采取扭送措施的合法性,对于抑止犯罪的扩张,伸张社会正义,提高司法效率,是必要的。扭送不是公民执法,而是公民对于国家司法机关职权行为的一种辅助措施。扭送作为公民对国家司法机关职权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