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权制度设计与地方自治

社会主义制度鼓励人民直接参与公共管理 ,这本身包含着地方应当具有某种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权力 ,但我国的政权设计更多的是一种高度的中央集权的模式。高度的中央集权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而且有悖于民主化与全球化的浪潮。因此 ,应当摒弃高度中央集权模式 ,着手建立地方自治的制度     

经济政策与宪法规范

宪法与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规定密不可分,国家权力配置和人权的内容也与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规定密切相关。宪法文本明显规定的或者隐含着的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规定决定着宪法的本质,即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宪法、是自由民主的还是全权主义的宪法。当代宪法普遍支持对以个人为动力的市场竞争加上国家干预的综合,这不仅体现在很多国家的宪法文本对经济政策的明确规定,也体现在当代宪政结构中行政权的全面扩张,以及世界各国对以加强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为基础的社会性权利的普遍承认。理想化的国家干预市场的经济制度,与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构成一种伴生的关系。     

五四宪法之公民权利义务规范的特点——兼论与苏联1936年相关宪法规范的区别

我国五四宪法有关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采取从政治权利到公民权利再到社会性权利的排序,规定了很难兼容于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迁徙权,对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结社权和社会权规定得非常简略,这些都与苏联1936年宪法形成鲜明对比。五四宪法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规定普泛性的平等权,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却不同时规定公民的财产权,这些规定在理论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目前已经构建出包括宪法保护、民事法律保护、国际公约、协定保护等多种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但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要确立宪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最高地位,平衡知识产权的各种利益冲突,构建出积极有效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机制。     

财产权的基本原理以及对财产权的宪法限制

中世纪的财产权伴随着直接的政治权利（力），但近代财产权只是一种纯粹的对物的支配权和间接的政治权力。不受限制的财产权缺乏财产源泉的合法性证明、支持社会领域的剥削、破坏整体的公共秩序和损坏健全的个体人格。但财产权对保持个体相对于政治权威的独立性至关重要，而且有助于刺激个体奋发有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对宪政秩序和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行不可或缺。现代宪法在制度上保障私有财产权，但在具体的情形中允许对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     

宪政视野下的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凭什么优先？而且保留？

法律优先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是德国行政法学的特有概念,它们都以立法权在权力分立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为理论前提。这两项原则不仅不被其它主要的西方国家采纳,而且其本身经受着新的宪政要求的严重挑战。     

“物权法之争”与宪法解释——兼与童之伟教授商榷

文章以物权法草案的违宪之争为例,专门梳理了关于宪法解释的基本的理论预设、宪法解释的权力边界特别是对政治性争论的应有态度和对宪法条文冲突的解决方法,并结合我国的宪法解释实践,对我国的人大常委会在宪法解释中的得失进行了探讨。     

国体政体之分的两种版本

大陆学界一般认为国家的阶级性质为国体,政府的组织形式为政体,台湾地区的学术界则认为国家采取共和制抑或君主制为国体,采取立宪制抑或专制统治为政体.这两种对于国体和政体的区分都有逻辑上的困难.政体不过是对于政权典型特征的概括,国体、政体概念之分,应该予以抛弃.     

从拆迁到征收——当下中国拆迁面临的问题、出路及难点

《拆迁条例》没有规定被拆迁房屋的征收决定事项,对补偿义务人和补偿标准的规定也缺乏合理性,而且条例本身构成行政越权。应该制定统一的《公用征收法》,以使现行的拆迁模式转变为以私人财产权为重要价值标准的征收法律制度。这种转变主要面临着两个困难:政府体制能否适应征收法律制度的要求;如何设计合理的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征收补偿标准特别涉及到房屋所附土地的使用权的价值补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