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证据学上的矛盾——基于逻辑相关性之非品格理论为依据的品格证据禁止规则与概率原理

品格证据禁止规则是普通法上的一项传统证据法则,过去未经指控的类似错误行为被界定为品格证据而被禁用。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可以根据概率原理对上述行为证据作无关品格的推测从而承认其可采性。尽管近年来也有学者对通过概率原理来采信类似错误行为证据加以批评,但是在尊重品格证据禁止规则的同时,依照概率原理果断采信证明力较高的证据是符合普遍的经验法则的。     

论美国同意搜查中的强制性因素

同意搜查是警察通过得到被搜查者的同意的情况下而进行的搜查。虽然同意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要考察被搜查者同意的自愿性,但同意的有效性并不应该绝对排除强制性要素。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美国认定同意搜查的有效性之标准开始从“自愿性”的主观标准向“合理性”的客观标准转化。采用客观性标准来判断同意搜查的有效性,则又需要重点审查警方行为中强制性因素的程度及类型,从而在确保执法利益与防止警方错误行为之间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     

问题与误读：论美国有效同意搜查之认定标准

同意搜查是警察通过得到相对人自愿的同意而进行的搜查。同意搜查的有效性取决于同意的有效性，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认定同意搜查的有效性之标准开始从“自愿性”的主观标准向“合理性，，的客观标准转化。采用客观性标准来判断同意搜查的有效性，则又需要重点审查警方行为中强制性因素的程度及类型，从而在确保执法利益与防止警方错误行为之间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     

论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增设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特别程序,明确以公安司法机关为启动主体,规定了适用标准和救济方式,对实施犯罪行为造成社会危险而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然而,比较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强制医疗制度,我国强制医疗制度尚存在适用强制医疗对象缺陷、启动程序流于形式、判断标准不明确、救济方式不足、检察机关监督难度大、强制医疗程序与普通程序之间的转化缺乏规定等问题。因此,我们应扩展适用范围、建立多方参与的庭审抗辩模式、明确强制医疗程序的标准、丰富救济方式、强化司法监督、明确强制医疗程序与普通程序之间的关系,以期构建完善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比较法视野下的盘查制度研究

盘查是世界各国警察为预防犯罪或进行初步侦查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措施,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盘查制度虽然在立法体例上有所不同,但均对盘查制度在适用标准、条件以及程序上进行严格规制,以防盘查权过度滥用。我国盘查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疏漏,盘查措施在实践中则常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替代,故有必要对盘查措施加以明确,对盘查标准及条件加以严格规定,对具体程序加以规范实施,从而完善我国的盘查制度。     

一个证据学上的矛盾——基于逻辑相关性之非品格理论为依据的品格证据禁止规则与概率原理

品格证据禁止规则是普通法上的一项传统证据法则,过去未经指控的类似错误行为被界定为品格证据而被禁用。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可以根据概率原理对上述行为证据作无关品格的推测从而承认其可采性。尽管近年来也有学者对通过概率原理来采信类似错误行为证据加以批评,但是在尊重品格证据禁止规则的同时,依照概率原理果断采信证明力较高的证据是符合普遍的经验法则的。     

论对外逃贪官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背景

近年来，我国贪官携款外逃的现象有逐年上升之势，如何将外逃贪官绳之以法及追回流入境外的腐败资产是反腐斗争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我国已正式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给我国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惩治外逃贪官及追回腐败资产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相关缺席审判制度的缺位却使得有关的腐败资产追回机制难以实现，所以有必要在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基础上，建立针对外逃贪官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对开放式处遇制度的理性透视

开放武处遇制度是西方的一种主要的行刑制度，而我国仅在近几年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本文讨论了开放武处遇制度的起源、发展、形式、理论依据及优缺点等问题，提出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武处遇制度，以推进我国行刑制度的改革。要在现行分组处遇级基础上，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允许进入开放性处遇级别的罪犯参加社会上的劳务承包劳动，待条件成熟后，可以推行罪犯日问在社会上劳动，晚间自动回监报到的制度。逐步尝试工作释放、释前放假等措施，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条件。     

检察民主:域外考察与本土实践

检察民主是指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前提下，让民众通过一定的途径参与检察活动，并在必要的时候对检察权的运行加以监督。国外对检察民主有一定程度的实践。我国则以相对的检察独立、检务公开制度及人民监督员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的检察民主。     

论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方式改革

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为核心内容的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方式改革在现阶段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及现实中的可操作性,运行效果良好。但这种审查逮捕方式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行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方式,充分实现该项改革的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