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证实偏差的诊断与修正

证实偏好是人类具有普遍性的不可避免的一种认知现象,侦查认知亦不例外.证实偏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存在广泛不确定性的侦查认知成本和行为风险,但由它而生的侦查认知偏差及不当行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不容忽视.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描述了侦查行为选择中证实偏差的特性、样态,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这种偏差的价值指向——侦查效度及其损害机制,设计了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证实偏差的诊断方法,提出了有效修正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证实偏差、提升侦查和刑事司法共同体运行效度的可选择路径.     

论金融犯罪的主要趋势和防治对策

金融犯罪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最严重的刑事犯罪之一,也是我们正在面临和将要面临的最重大的金融灾难之一。本文从论述金融犯罪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入手,提出基本的防治对策。     

安全,还是秩序——治安理论与实践之上位概念分析及选择

治安理论与实践的上位概念或核心范畴———能够规定、衍生治安学基本概念的范畴———是国家关于治安价值、政策、制度、策略、工具选择的理论逻辑起点。治安学理论研究状况凸显了我国治安学界在理论治安学构建方面存在的最需要关注的缺陷———治安学思想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上位的核心概念。安全是主体对客观的安全状态的反映。治安学论域的安全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与自然的非危险关系———社会安全关系,其典型结构形态是社区安全复合体。治安秩序是由国家安全政策、治安行政和刑事法律、法规所确定和协调的以社会、社区安全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外显形态。安全是秩序的实质内容,秩序是安全的规则形式,安全与秩序具有共在性。安全关系是治安领域固有的唯一的自变量,是划分治安秩序边界的根本依据。社会共同体及其主体间的安全关系行动有圈地自守型、攻城略地型、分工协作型和和谐发展型四种基本类型,分别决定着各个层次不同的治安秩序运行形式。     

犯罪防控主体非理性行为的法理分析--社区治安治理中的警察行动权利分割及实现

自利性和社会性共同构成警察组织的客观生存与发展状态,决定着警察行为的基本路向--理性或非理性.而警察自身和社区公众对警察二重性的认识和态度又决定着警察行动权利分割、平衡及其政治合法性.现实的警察非理性行为既来源于警务产品生产与提供过程中因警察与社区权利关联人在权利分配方面的意见不同所产生的不同的行为取向,也来源于警察在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过程中对治安政策和警察制度的规避.科学认识和有效控制警察非理性行为的基本问题是有效防止或减少警察及其行为指涉、影响对象在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过程中发生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权利转手.     

浅议证券犯罪概念及其特征

证券犯罪是一种违反证券管理法规,破坏国家对证券市场管理秩序,情节或后果严重,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证券犯罪构成的实质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反映某一危害证券市场管理秩序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证券犯罪具有社会危害性大、单位犯罪情况严重、犯罪黑数高的特点,证券犯罪案件的侦查也具有其他案件所不具有的侦查特征。     

拐卖人口犯罪的防控

拐卖人口尤其是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国际上广泛存在 ,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甚至有可能取代贩毒而成为犯罪组织的主要财源。尽管这种犯罪现象在我国现阶段还没有达到如此程度 ,但拐卖人口犯罪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大公害 ,成为关系到民心和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以新型人口管理模式和拐卖人口犯罪市场消除为核心 ,构建我国拐卖人口犯罪防控的模式 ,是打拐斗争的基本思路     

我国司法腐败问题及对策

司法腐败已是毋庸“讳医之病”，反司法腐败已成当务之急。为此，首先应建立反司法腐败的法制体系，确保反司法腐败有良规可循，有好矩可蹈；并努力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使“人法合一”成为反司法腐败的有力措施；同时，要建立适合我国社会与基本国情的反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的综合治理机制。     

治安学基本范畴的思考与确认

长期以来 ,我国治安学界习惯于将“治安”、“治安管理”和“治安行政管理”视作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所以 ,在治安学、治安管理学和治安行政管理学的界定方面 ,也出现也相应的模糊化和非统一化的特征。如果我们不能科学地界定这些基本的理论范畴 ,必然会影响和制约治安学科和治安管理实践的发展与完善。     

知识经济时代的犯罪趋势预测及防控对策

文章针对知识经济时代新犯罪类型的特点及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提出为保障社会公共生活的安全有序,应该创建更加严密的治安环境,高筑犯罪防控的高新技术屏障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创新机制等,以更好地预防、打击犯罪,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宽严相济政策执行模式研究

宽严相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功能领域.在宽严相济政策已经出台的情形下,从理论上界定其基本的执行范畴,确认其基本的执行要素,明确其基本的执行原则,构建其基本的执行模式,并将其作为基本的执行机制,是更好地释放宽严相济政策效能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