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限制的制度逻辑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附带民事案件判决原则上不支持原告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的请求，这构成了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限制。从历史面向看，赔偿范围限制既是移植苏联法的结果，也是契合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但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赔偿范围限制的历史动因逐渐消解，原本的规范意图不复存在。然而，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最高人民法院不仅没有放弃前述限制，反而通过司法解释不断加码，造成了刑事与民事规范之间的体系矛盾。从现实面向看，赔偿范围限制的逻辑是以扩增“以刑促赔”机制效度为手段、以促进非诉制度适用为落脚点展开的，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司法治理效果。在当前制度环境下，如果承认有效治理的优先性，就只能维持对赔偿范围的限制。欲兼顾纠纷解决与诉权保障，在保证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取消赔偿范围限制，唯一出路是构建全覆盖的被害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醉驾案件中醉酒标准认定之思考

目前,司法机关对危险驾驶犯罪的醉酒认定标准较为宽松,导致实践中部分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被纳入犯罪圈。为贯彻新时代良法善治的刑事司法理念,对危险驾驶犯罪中醉酒标准的认定应持审慎态度,建议借助证据法遏止醉酒驾驶行为过度犯罪化倾向,对于危险驾驶犯罪中的醉酒认定不宜过度依赖血液酒精鉴定,侦查机关应充分收集各类证据,统一交由审判者依其理性最终确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盗窃与抢夺的界限分析

关于盗窃与抢夺的界限划分存在"秘密窃取说"与"平和窃取说"两种观点,而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缺陷:秘密窃取说的问题主要存在于秘密性要件的归属上,而平和窃取说的问题主要在暴力标准的认定上。笔者认为:平和窃取的情况是存在的,而对于以暴力程度作为界分盗窃与抢夺的标准则应当舍弃;"抢夺必然触犯盗窃"的观点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且不符合刑法的解释理念;承认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与法治精神相悖,不宜提倡;盗窃与抢夺这类相似的又具有排他性的犯罪,刑法理论给出的界限往往是缺乏实际价值的,只有合理地提出两罪的构成要件,并联系实际情况,才能有效解决疑难案件的认定问题。     

刑事诉讼法时间效力规则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规范未对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问题予以明确,使得法秩序变迁下刑事程序的新旧流转出现了规范适用疑难。对此,学界通常认为应当适用程序从新原则,但相关理解与界说存在问题。在规范论上,基于法律即行适用与法不溯及既往,可以推导出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适用行为时法原则。对于尚未终结的诉讼,因新程序与旧事实可能无法相容,适用行为时法难免对旧事实造成影响,但这只是不真正溯及,不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立法论上,除应明确行为时法原则外,由于法律的不真正溯及仍可能实质损害法不溯及既往背后的法安定性及信赖保护原则,立法者宜通过信赖利益保护理论,预先识别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继而选择适当的立法方案将此类例外纳入刑事诉讼法体系。     

论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担当

刑事诉讼通常由与案件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实施，一旦其不能、不愿起诉或应诉，诉讼的成立和进行便将受到阻碍。若立法者意欲使诉讼在直接利害关系人缺位的情况下运作，则一般须通过例外规定赋予第三人诉讼实施权，由其启动与推进诉讼。这种例外在诉讼理论上被称为诉讼担当。诉讼担当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呈现立法先行、理论缺位的状况，亟待梳理与明确。从现实性面向看，现行规范中的诉讼担当包括为了担当人利益的诉讼担当、为了被担当人利益的诉讼担当与为了公共利益的诉讼担当，涵盖公诉、自诉与附带民事诉讼诸程序类型。从可能性面向看，出于解决实践问题、填补程序漏洞的目的，得经法律修改拓展诉讼担当的范围，增加检察机关对刑事自诉的诉讼担当、被告人近亲属对缺席审判的诉讼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