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权的完善

民事审判活动是民事诉讼中较为活跃的因素,它以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为基础,对民事审判权的运作实行检察监督则是实现诉讼法治化的重要环节。本文以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运作的内容和缺陷为着眼点,着重对监督原则、内容及权力措施等方面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设想。     

从情缘到法缘:对律师实行回避的几点思考

从审判方式改革到司法改革,我们已经历了十余个年头。其间各种举措和“良方”无不以实现社会正义为良好的立论根基,无不以司法公正作为其直接的目的。然而,司法审判之公正度却仍不时地因各种因素的困扰而大打折扣。撇开“司法腐败”等已大众化的原由外,司法角色间的“情缘”则不能不成为一个情理性的事因。在情缘泛滥严重威胁司法公正的情况     

程序安全:程序价值的新视角

程序安全作为程序价值的必然组成部分,是人权保障和人道主义精神在程序运作中的体现。它具有坚实的法哲学基础和国际人权法依据。程序安全价值包括程序基本结构的安全度、程序张力的内敛度和程序安全信赖的满足度等三方面内涵。该价值的实现涉及程序自身的安全构架、程序权力的安全性配置、程序权力受体的安全维护权利和必须的安全维护机制等因素。当前,加强程序安全价值的构建,对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和法律改革,提高程序文明程度和保障程序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行政法的核心课题之一 ,它需要行政、立法和司法等诸机关协力合作 ,其中司法控制是核心环节。在分权体制下 ,法院依据越权无效原则和实质行政自由裁量权与形式行政自由裁量权权限的区分理论 ,采用越权审查和滥用自由裁量权审查的方式 ,重点对外部的具体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进行司法控制。目前 ,由于我国法院没有法律解释权、判例无约束力、地位不独立等原因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尚待进一步完善。     

代位执行制度的属性与适用

代位执行作为一项重要的执行制度 ,对稳定民事法律关系 ,缓解执行难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我国代位执行并未被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所确立 ,而是散见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因而对其性质、法律关系样态等基本问题 ,学界缺少共识 ,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制度的有效实施。本文从分析代位执行的法律属性入手 ,对其法律关系特点、适用条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以期对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准备。     

裁判视野下之诚实信用原则——立足于法官裁判行为的研究

被多数学者冠以“帝王条款”之名的诚实信用原则，是多个具有不同性质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因而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与青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官裁判行为的影响却缺乏学者的关注。本文试图在肯定诚实信用原则对法官裁判行为具有硬性的拘束力这一命题的前提下，填补理论上的空白。与此同时。立足于法官裁判行为的视角，从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与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两个方面揭示其对法官裁判行为的具体要求。     

涉外案件司法文书电子送达条件分析

电子邮件送达是现代科技在送达领域的运用,它具有传统送达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但毕竟是一种非正式的送达。电子送达虽已被我国司法解释所肯定,但对其使用应设定严格条件。电子送达要具有诉讼法上的效力需满足下列条件:不违反条约义务;送达对象限于电子商务参与者或电子送达协议签订者;用传统方式不能有效送达;不为送达目的地国反对;能证明受送达人收到并阅读了送达文件。设立这些限制是基于电子送达的特殊性,也参考了国外电子送达的实践。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具体化义务的中国路径

当事人具体化义务是采民事诉讼辩论主义,奉行主张责任的必然产物.它包括事实陈述具体化和证据声明具体化双重含义.为保障法院的审判利益,当事人的防御利益和证人的人格利益,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乃至英美法国家均建立了以该义务为中心或者类似该义务的规则体系.我国的当事人具体化义务孕育于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生成在2001年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并于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得到诚信原则和审前程序的支撑.但由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忽略,当事人具体化义务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诸多不足.因此,要对立法方法予以创新,规则体系予以健全,审前程序合目的性完善,阐明权针对性充实,以更好地发挥当事人具体化义务的程序功效.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正> 人权,无论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都已引起我国法学界的注意。从宏观上,对人权的性质、主体、内容和历史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已较深入,但从微观上,对人权与各种制度的关系在各种制度中的体现以及实际保障方面却少有论及。因此,要想真正     

诉讼中家长主义的若干问题研究

伴随着司法能动的兴起,法院的职权行为也有所抬头。作为背景性因素且在中国具有长久历史的家父主义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是在英文与中文中,家父主义具有贬义的事实,无疑会给当下受到官方支持的司法能动带来一些疑惑?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感到有必要在梳理家父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对诉讼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家父行为进行分析。这样既能够防止法院以家父主义之名对当事人的自由随意剥夺与限制,又能够在正当性的条件下支持一些法院的家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