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当新论——回归法律史解释的考察

正长期以来,在很多海内外学者的视野中,官当主要被看做是中国古代特权法的一个例证,是一个重要但却简单和清楚的制度,因而鲜有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尤其是没有很好地从法学和法律史自身发展的角度对其考察和分析。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官当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官当为什么出现在刑律中而又在刑律中消失?官当存废与中国古代法律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对官当存废应如何作出法律史的解释?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     

唐代立法中的监督制约机制

唐代立法中的监督制约机制是中国古代这一领域中的典范,具有很高的制度建设成就,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也有借鉴价值。唐初君臣一系列开明和理性的认识是唐代立法监督制约机制建立的理论基础。唐代立法监督制约的架构和内容主要包括君主、中书省、门下省、政事堂会议、专职谏官和执行机构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协调。唐代立法监督制约制度虽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不足,但在实践中还是产生了较为显著的积极作用,并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吸取的经验和启示。     

《唐律》别籍异财之禁探析

禁止别籍异财是中国古代法律规范家族财产、维护家族制度的一项重要规定，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其视作一个整体，忽视别籍和异财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相互关系。根据《唐律》和其他原始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别籍和异财实际上是两个问题而又紧密联系，法律禁止的重点是别籍而不是异财。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评析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具有独立性,这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其主要内容包括: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不相统属、监察官员逐步专职化、监察官员有独立弹劾权。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独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各种力量长期博弈才逐步实现的。中国古代监察体制建设的历史表明,监察体制的独立离不开一元化体制,而一元化体制既有利、也有弊。地方行政操控监察是一项秕政,地方监察必须与地方行政相分离。监察官的独立弹劾权是一项很先进的制度安排,它是监察独立的重要标志。在帝国政体下,监察的独立只能是外在的、相对的,而依附皇权是内在的、绝对的。     

新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传统的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囿于传统的指导思想、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局限 ,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理想深度和广度。鉴于此 ,作者在对传统的指导思想、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在新世纪得以发展和光大的几点思考。     

清末修律的“中外通行”原则

中国法律的现代化问题是法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热门话题。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法律是现代化的法律?法律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依笔者之见,法律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是,法律现代化也有(而且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不变的标准;各个时期的现代化要有一个共同的衡量尺度。这种具体的、不变的、共同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中外通行”。所谓“中外通行”,主要是要求一国法律的基本体系、基本理念、基本价值观、基本制度等与世界潮流合拍,或者说“与国际接轨”。当今的法律是人类游戏的…     

法家的重刑思想值得借鉴

法家的重刑思想值得借鉴艾永明“重刑”思想是先秦法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思想多有批判和否定之词，认为这种主张在政治上是地主阶级残酷本性的体现，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譬如，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编写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     

清末法制近代化为什么失败——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

清末中国法制近代化是晚于明治日本法制近代化几十年的历史进程 ,但即使如此 ,前者的成果显然远远不及后者。两个国家后来的政治法律制度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尽管清末法制近代化是否完全失败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但是 ,清末法制近代化何以不及日本明治时期的法制近代化 ?这却是一个非常有深意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法学问题 ,而且还是一个历史、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对此 ,作者以较为充分的资料和颇为深刻的思考从不同层面做了阐释 ,或许能够给读者一些有益的启示。     

传统中国经济法律的现代透视──读《法律与经济》

传统中国经济法律的现代透视──读《法律与经济》艾永明《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第１卷）①是南京大学法学院张中秋先生新近推出的一部力作。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著作数不胜数；近几年，国内研究中国古代经济立法的著作也出版了...     

清朝文官考绩制度及其实施状况

考绩是清朝对文官的定期监督制度。清朝考绩制度源于明制而又有变化 ,其定制时间是雍正元年。考绩有明确的方式和程序 ,在程序中对“注考”的要求最为严格。清朝考绩以“四格”评等第 ,以“六法”论处分。考绩评等中以京察一等、大计卓异为朝廷关注之焦点。清朝考绩的实施状况 ,自顺治至嘉道时期较之咸、同以降要好得多。如果宏观地考察 ,考绩制度终清之世未曾间断 ,而且在较长时间内能较好地正常实施 ,对于整肃吏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所以如此 ,主要原因是历朝君主极为重视和考绩立法较为完善。然而在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 ,清朝考绩在实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多问题 ,最突出的表现一是举劾夫衡 ,二是迎承为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