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家对健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平衡简

健康权在任何与健康熙护议题有关的政策上（包括药品知识产权制度）都不可忽略.然而, 《多哈宣言与2003年决议仍未触及药品知识产权保障与健康权冲突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将健康权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对药品知识产权的影响做补充性的解释.国家保障药物获得权利的义务应根据其实质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掺入防卫权的特色；换言之,药品获得权应区分为国家仅有义务渐进实现的受益权与国家有义务立即实现的受益权.这种通过细化国家保障药品获得权的义务,在具有相同重要性的健康权及药品知识产权产生冲突时,便有足够的基础从权利本质审视两者在冲突时的平衡关系是否适当.     

行政复议在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中的创新

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解决要以现有法律资源为根本途径。而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最适于解决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就是行政复议。但现行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行政复议却不被农民所看好,因为其存在的缺陷使得它不能很好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这些缺陷包括：对行政复议的定性错误,规定复议机关可以成为被告,复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等。为此,应对现行行政复议法进行修改或在土地管理法中对行政复议作出特别规定,使得复议机关在作出改变土地征收行为的复议决定、农民向法院起诉时,被告仍然是原决定征收的机关而不是复议机关。     

改变决定和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

变更决定、撤销决定等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简称改变决定)适用率很低,使得我国行政复议法的实效性一直不高。而改变决定适用率低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行政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的裁量权过大,以及改变决定会使复议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更深层次的原因,乃是法律对行政复议及其决定的定性不当。立法应当重新定性行政复议行为及其决定,即从模糊的定性,转变到与司法审查相并列的、当事人可以二中选一的权利救济方法,进而更进一步明确各种改变决定的适用对象,废除复议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规定,以提高改变决定的适用率。     

试论宪法与程序

宪法程序是宪法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宪法程序的宪法不是宪法。宪法程序的三个组成部分宪法制定程序、运行程序和保障程序,缺一不可;程序之于宪法就像车轮之与车;在实在的宪法规范既已存在的情况下,加强宪政建设就是加强包括宪法程序和法律程序在内的程序建设。     

试论WTO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对健康权的影响

不论从TRIPs的最低保护标准看,还是从其例外规定看,WTO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对健康权影响都具有必然性。因此应建立健康权影响评估机制,要求国家必须评估药品知识产权政策是否限制健康权,及可能受到侵犯的健康权内容为何,评估该药品知识产权政策是否能提供达成目的的最小限制手段,国家必须评估在受限的健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所欲构筑的社会秩序(包括经济或社会利益的追求)间,是否有适当的权重关系,以及该权重关系是否具有正当性;等等。     

行政行为变更的特质

法学界研究较多的是行政行为的成立与生效，以及废止、撤销等行政行为的消灭，行政行为的变更则多被作为附带的问题“顺便”涉及。然变更本身具有其自身的特质：变更的对象可以是合法的行政行为，也可以是违法或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变更是实质存续力和撤销或废止间关系的缓冲剂；变更就是实质存续力的产物或体现；实质存续力对变更的拘束力不如对撤销或废止强，但并非不重要。等等。这些特质决定了行政程序法中宜对变更作相对独立于废止或撤销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