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与讯问策略——以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中“欺骗”的理解为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非法证据排除的入法和细化对于实务部门的影响将会展现.通过采取特定策略(比如“欺骗”)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取证据曾常被采用.而我国对于通过讯问获取的言词证据的排除标准不明确导致在实践中无法有效界定哪些通过特定的讯问手段获取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借鉴美国通过“欺骗”策略获取证据的可接受性标准,将有利于我国在实务中界定通过“欺骗”等讯问策略获得证据的排除标准,并且明确界定通过“欺骗”等策略获取的证据是否应排除的标准将有利于促进侦查活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讯问过程中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美国的经验和教训

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一案中认定,侦查人员在讯问之前必须要告知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权利,但是对未成年人是否应该适用更加严格的标准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争论的话题。详细分析美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后认为,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既要考虑未成年人区别于成年人的特点,又要兼顾社会各方的利益,通过对讯问予以全程录像、规范讯问策略等手段达到权益的平衡。     

对司法解释的法理思考

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司法解释无疑在我国的审判实践和理论架构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制度性功能,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又遭受着侵蚀立法权、干扰法官独立的非难,这一现状使得我们对其建构应当有重新的认识和定位。     

非法证据排除vs讯问策略——以《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中“欺骗”的理解为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非法证据排除的入法和细化对于实务部门的影响将会展现。通过采取特定策略(比如"欺骗")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取证据几乎每案必备。而我国对于通过讯问获取的言辞证据的排除标准不明确导致在实践中无法有效界定哪些通过特定的讯问手段获取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借鉴美国通过"欺骗"策略获取证据的可接受性标准,将有利于我国在实务中界定通过"欺骗"等讯问策略获得证据的排除标准,并且明确界定通过"欺骗"等策略获取的证据是否应排除的标准将有利于促进侦查活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