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反“黑”刑事对策的缺陷分析与完善构想

黑社会(性质)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有组织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对其进行规定,使反"黑"终于有法可依,但仍存在巨大的不足和缺陷.根据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际情况,完善我国反"黑"对策的当务之急应是制定反"黑"的单行法律.     

加入WTO与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

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的背景下，中国加入WTO了，这意味着中国要在WTO的同一规则下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而且中国的许多经济体制将作巨大的调整。在旧的体制被打破或消灭，而新体制尚未建立或并不完善的时候，经济违法犯罪就有了土壤和机会，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能量在经济市场里激烈释放和碰撞，极有可能采取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而商业秘密作为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下安身立命之根本，战胜竞争对手之利器，多占市场份额争得更大商利之源泉”，易成为经济犯罪之侵犯对象。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将“未披露的信息”加以规范保护。我国已成为WTO成员国，必须承担起保护商业秘密的国际义务。本文笔者正是基于人世之背景，浅述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     

论教唆犯的未遂

一、教唆犯的成立要件与性质问题。教唆犯的未遂是共同犯罪理论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目前存在较大的争议。争议小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教唆犯的成立要件利性质问题存在大量不同的见解。因此，笔者从此问题入手，对教唆犯的未遂进行探究。     

涉单位自然人犯罪合规的理据、边界与例外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的案件范围包括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自然人犯罪案件,实践中此类案件却被不当扩张适用,加剧了对合规改革的质疑,应以“涉单位自然人犯罪”概念来框定其合理边界。单罚制模式下的涉单位自然人犯罪是齐备了单位犯罪的行为要素和意志要素,但刑法规定只追究自然人刑事责任的犯罪;双罚制模式下的涉单位自然人犯罪是具备单位行为法律外观、组织体致罪缺陷和欠缺单位意志的自然人犯罪。涉单位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虽无刑事责任却需承担组织体责任,将其纳入“刑行一体化”的涉案企业合规并不违反责任主义原则;单位中的自然人犯罪欠缺单位不法行为并不存在组织体责任,不应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因而在涉案企业主动请求和企业有强制性合规义务的情形下,应允许例外考量。涉案企业合规作为“强制的自我规制”蕴含着“权利-权力”之法权结构的冲突和平衡,因此需警惕制度滥用。实践中任意扩大案件适用范围,将企业合规激励效果不当转移分配至自然人的做法违背了罪责原则,使合规不起诉变异为放任主义的替代措施,损害了刑法权威,应予以纠正。     

P2P模式下非法集资犯罪参与人与被害人之界分

集资参与人与被害人之间具有区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两者间并非等同或排斥关系,而是前者对后者的包容关系。被害人否定(谴责)论以偏概全,与事实不符。非专业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而被集资人控制,其集资参与行为属于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羊群行为”,并非真正的自我决定,因此这类集资参与人应被认定为被害人。与之相反,信息优势方、具有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的职业投资人等参与集资的行为属于自陷风险,因此是不具有被害人属性的集资参与人。在涉案财产的处置程序中,被认定为被害人的集资参与人应居于第二序位参与被害人损失退赔,自陷风险的集资参与人应劣后分配处于第三序位的其他民事债务,该劣后序位的规定既具有投资者风险教育的刑事政策导向,亦符合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宏观政治目标。     

也论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对“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论的质疑

我国要从传统的依靠政策治理国家转变到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因而如何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则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形成了"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的权威观点,对此笔者持质疑态度,本文通过对刑事政策本体内涵的探究展开了对此观点的追问,认为此观点是缺失法理依据的,而且有可能损及刑法及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