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未成年人社会主义法治教育调查分析

未成年人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对北京实现“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小学、初中、中职、高中学校和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的基础之上,总结了目前法治教育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进而分析了法治教育现状背后的原因,提出了改进和完善的对策和建议.     

论我国高校贫困生行政资助制度的完善

我国高校贫困生行政资助制度体系已有雏形,但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资助真空、资助浪费等现象。为了将有限的资助资金充分有效的发挥最大的救助作用,应该完善贫困生的认定标准科学界定资助对象,加强对贫困生的"精神扶助"实现资助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完善监督审查机制加强对外部具体行政资助行为的司法控制。     

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与普通行政诉讼在证明责任上存在重要差别,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足以完全解决其中的问题。其中,认定政府信息属于国家秘密的证明责任,依申请公开中关于申请条件的证明责任,信息不存在的证明责任,以数据电文形式提出申请的证明责任,都需要在现有证明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公开"历史"信息与法不溯及既往——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溯及力问题

信息公开的实践中存在着"公开'历史'信息是否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疑问.对此,条例及相关文件、立法法的有利溯及原则、司法解释中的程序从新原则等相关规定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条例的溯及力问题需要从立法层面加以解决.结合国际社会的普遍经验和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应确定条例具有有限的溯及力,即分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信息内容来进行有限的溯及既往.     

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与普通行政诉讼在证明责任上存在重要差别,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足以完全解决其中的问题。其中,认定政府信息属于国家秘密的证明责任,依申请公开中关于申请条件的证明责任,信息不存在的证明责任,以数据电文形式提出申请的证明责任,都需要在现有证明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论我国志愿服务的法律适用

《慈善法》和《志愿服务条例》中都有关于志愿服务的规定,二者该如何适用?怎样的立法模式能够使二者都发挥最大作用以促进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呢?通过文本规范分析,发现美国采用了弱慈善、强志愿模式,日本是强慈善、弱志愿,韩国是慈善志愿并驾齐驱,我国则是大慈善、小志愿。域外各国无论采用何种模式,志愿服务立法都突出志愿服务作为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重要手段的功能,政府积极干预和保护志愿者权益,这是慈善立法难以独立完成的。《志愿服务条例》开启了处理二者关系的有益探索,但独特性稍显不足。我国的志愿服务立法应往前一步,明确使命,成为实实在在的志愿者权益保障法、志愿服务促进法。     

论违法行为信息公开中的隐私权保护——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引发的思考

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中,公开违法变更民族身份行为的相关信息自不待言,但公开31名造假考生的名单则必将侵犯考生的隐私权。尽管违法行为的信息是"公共信息",但个人对其中的个人信息依然享有隐私权。在公开违法行为信息的同时也应保护个人隐私。通过区分处理,将其中涉及的足以识别个人身份的个人信息加以隐匿、删除,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公开违法行为的信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可以顺应国际潮流,保护个人隐私。     

社区养老志愿服务调查研究——以京台两地交流合作为视角

志愿服务在社区养老产业中大有作为、大有可为.通过对北京、台湾等地的调查发现,大陆地区志愿服务以志愿者动员、养老志愿活动的方式逐渐嵌入社区养老产业,为养老社会服务机构提供了人力资源,是社区老人精神文明生活的重要补充;台湾地区的志愿服务深深的嵌入了养老产业,与社区养老高度融合,在社区养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建议通过人才培养、组织培育、项目扶持、基层赋权、政府合力支持等方式,来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嵌入社区养老产业,不断增强老年人口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论我国警察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权的行使——对深圳首例“砸窗查酒驾”案的思考

深圳首例“砸窗查酒驾”案引发了对强制法颁行之后警察应该如何强制行使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权问题的思考.道路交通安全检查权的强制行使受到了行政强制法合法性的挑战,而对这一职权的现实需求并未明显降低.通过分析行政检查、调查、强制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选择制定行政程序法,或清理完善人民警察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使其既为警察履行法定职责提供必要的保障,也为公民享有基本权利提供最大的保障.     

志愿服务支持型组织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

志愿服务支持型组织是我国志愿服务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产物,对于优化志愿服务组织格局、构建完善的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以产生背景、组织形式、支持功能、资金来源、组织运行等核心要素及其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为分析框架和影响因子,通过对北京、广州、贵州等省市支持型组织的实地调查,发现我国支持型组织存在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型、民间(公益)创业型和其他社会力量推进型.这三种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既离不开政府创新管理的支持,也需要支持型组织不断增强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和自主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