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与美国立宪主义分型探源

在历史上,拉美与美国相继推行立宪主义,但二者却是貌合神离。美国借由立宪实现了宪政,拉美虽有立宪之名却无宪政之实。国外学者多从二者立宪所依凭的外在条件来解释其原因,本文试图从宪法根基这一维度来考量拉美与美国两种立宪发展中的分型。拉美采取了以政治精英为主轴、始终脱离民众的立宪逻辑,美国则将宪法根基深植于民众。拉美和美国立宪主义的分型表明,立宪是多种制度要素之间的合理搭配,需要妥当安置常态政治与宪法政治、大传统与小传统、同意与代表等制度要素之间的关系。     

法律约束、个案正义与司法论证——对自由法学的另一种解读

19世纪末的自由法学认为,实在法是存有漏洞的,法官的任务便是进行漏洞填补.为解决法官"法律约束"与"个案正义"难题,自由法学将法官裁判区别为"主观动机"与"客观论证"结构,并将法律约束置于"客观论证"层面,通过公开论理使暗含在判决中的法官"主观动机"以客观化的方式展示出来.对此,纯粹法学通过法位阶秩序理论予以批判,然该批判误解了自由法学的理论诉求,同时也就无法洞悉司法过程的真实状态.     

试析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

当前,由于我国现行制度中缺乏对无效具体行政行为认定标准,致使给实务的具体操作带来诸多不便,甚至误解。本文试图剖析在此理论框架下所遇到的实践困惑前提下,通过德国、日本等几个国家所确立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比较分析,来展示无效行政行为在现代法治社会特定语境下的一般语义和制度内容上的特定含义。进而,尝试建构确定无效行政行为的确认标准。     

裁判可接受性的“理想”与“现实”——源于听众理论的启示

与其说提出裁判可接受性是司法裁判的一个规范性要求,不如说它所揭示的实质是司法的信任危机。虽然司法机关采取了包括司法大调解等诸多改革举措,但并未根本上化解这种危机,反而陷入了进一步恶化危机的困局。要突破这种困局,走听众指向的司法改革道路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即将听众的价值纳入到司法改革制度空间,从而在整体上推动改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