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建立有效辩护制度的反思

辩护制度与刑事诉讼关系极为密切,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之历史,正是辩护权扩大之历史."①也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扩充的历史".②这两句刑事诉讼法学知名学者的理论概括,堪称论及刑事辩护与刑事诉讼关系时的至理名言,尤其是论及近现代的刑事诉讼,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刑事辩护的刑事诉讼,就不是近现代的刑事诉讼.然而,如果将上述两位学者的论点放在人类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检验,却并无可靠的史料显示它们是与一切诉讼模式相符的,因为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辩护权乃至辩护制度,毕竟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事情；况且,"扩大辩护权"的真谛是什么?是否单纯地扩大辩护权行使的主体、扩大辩护权的具体内容或者扩大辩护权行使的时间范围等这些仅具形式意义的辩护权?本文对此略作论述.     

刑事诉权初探

现代诉权是宪法性权利,刑事诉权也不例外。刑事诉权的概念不能简单借鉴其他诉权的概念,它应等同于自诉权与公诉权之和,是指刑事纠纷的当事人因权益受侵害,依法请求国家专门机关通过诉讼方式依正当程序解决该刑事纠纷和附带民事诉讼纠纷,并最终由裁判机关依法做出裁决的宪法性基本权利。从最终意义上讲,刑事纠纷的最终解决机关应当是法院,但在审前程序中,又不应当仅仅限于法院。刑事诉权具有主体多样性、内部关系复杂性、阶段性、其他诉权的后盾与保障等特征。对于当事人诉权主体而言,刑事诉权是基本人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化。当事人适格及诉的利益是其必备要素。     

论犯罪嫌疑人的诉权保护——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为视角

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被虚置,公安机关刑事追诉自由裁量权在现有条件下有被滥用的可能,对犯罪嫌疑人诉权甚至生命权构成严重威胁。在我国目前司法机关设置体制框架下,由肩负客观义务的检察官对公安机关刑事追诉权进行全面的法律监督,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具体侦查监督措施,是目前体制下保护嫌疑人诉权的现实路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实现路径——基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视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刑事司法的指针，是对我国先前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创新，是对“严打”刑事政策进行理性反思的成果；“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理论有天然的契合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法治的灵魂，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起诉裁量权的产生依据及价值分析

不起诉裁量权的建立是以起诉便宜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法定主义模式和起诉便宜主义模式是两种典型的诉讼模式.①起诉法定主义是一种严格规则主义,要求起诉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凡是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必须提起公诉,检察机关不得有任何裁量余地,起诉法定主义模式是有罪必罚的报应刑的刑罚思想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的具体体现,由于这种模式能够保证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和公平性,在19世纪中期以前曾被许多国家广泛采用.在严格的起诉法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检察官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只是严格遵循法律之规定对案件作出起诉与否的处理决定.     

我国刑诉法中技侦措施立法对被追诉人刑事诉权保护的影响

我国新刑诉法增加了名为"技术侦查措施"(下称"技侦措施")的共5个条文,但它们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具体种类、适用期限、违法适用技侦措施的救济渠道等关键性问题未予明确,导致本已模糊不清的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察措施、秘密侦查措施等概念上的混乱加剧,这必然影响刑诉法的实施效果,也必然严重影响被追诉人刑事诉权中的隐私权等实体权利和知情权等程序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