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联邦制与政党制度的良性互动——墨西哥2012年总统大选结果分析

在革命制度党一党独大时期,墨西哥有联邦制之名,而无联邦制之实。在革命制度党执政后期,联邦制这项宪政制度逐渐复苏。2000年大选,革命制度党失利,国家行动党执政,墨西哥的政党制度变为多党竞争制,联邦制获得了重生。2012年大选,革命制度党东山再起,联邦制与政党制度产生了良性互动。墨西哥的经验表明,政党制度的集权程度是联邦制是否能够持续存在的重要条件。这部分印证了赖克的"政党制度决定论"。但墨西哥的一党独大制却成为一支重要的集权力量,使联邦制名存实亡。总之,在墨西哥这样的宪政转型国家里,联邦制与政党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为复杂,总体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拉美不自由民主的陷阱？--评《论拉美的民主》CSSCI

彼得·H.史密斯在《论拉美的民主》一书中勾勒了一幅拉美政治变革的百年地图,并考察了第三个政治周期以来拉美各国的民主质量。在书中,史密斯以民主不等于自由为前提,以自由且公正的选举作为最低限度的民主标准,而将公民自由获得保障作为更高质量的民主。他发现,在20世纪的拉美地区,民主制度从无到有,历尽凶险波折,到世纪末终于战胜了所有其他的非民主体制,成为该地区最普遍的治理形式。然而,拉美地区当下的民主质量不高,仅仅停留在"选举民主"的层面,就权利保障而言乃是不自由的民主,与自由的民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尽管如史密斯所言,新左翼的崛起体现了拉美地区民主的辩证法,但在一些国家,左翼意识形态被该地区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所绑架,并对地区原本就不自由的民主造成了严重损害。本文认为,鉴于地区主要国家的经济陷入长期衰退,"钟摆效应"造成政治损耗,以及国际层面美国特朗普现象和英国脱欧公投背后的民粹主义崛起和全球化的可能逆转,拉美地区短期内很难跨越不自由民主的陷阱。     

美国与拉美民粹主义的主要区别与左右分野

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拉美地区具有不同的发生和发展史。与在拉美不同,民粹主义在美国起源时间较早,但发生频率较低,持续时间较短,彼此关联性不强,影响程度较弱,激进程度较轻。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民粹主义的“拉美化”倾向。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拉美有很明显的左右分野,左翼民粹主义在拉美长期占据主流,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则是主要形式。在与何种类型的左右翼结合、是否与民族主义结盟、集权程度等多个方面,这两个地区的左右翼民粹主义也存在较大差别。目前,美国和拉美的左右翼民粹主义正在同时崛起。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可谓集美国的左右翼民粹,尤其是极右翼民粹主义之大成。民粹主义说到底是民主政治的民粹化,源于大众民主政治的内生问题。美拉民粹主义的重要差异,主要来自两个地区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选举民主机制,以及民主体制不同性质和程度的政治衰败。美拉民粹主义左右分野的背后,实质上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不彰所致。具体而言,是自由议程与平等议程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左右翼民粹主义,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同时还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拉美不自由民主的陷阱?——评《论拉美的民主》

彼得·H.史密斯在《论拉美的民主》一书中勾勒了一幅拉美政治变革的百年地图,并考察了第三个政治周期以来拉美各国的民主质量。在书中,史密斯以民主不等于自由为前提,以自由且公正的选举作为最低限度的民主标准,而将公民自由获得保障作为更高质量的民主。他发现,在20世纪的拉美地区,民主制度从无到有,历尽凶险波折,到世纪末终于战胜了所有其他的非民主体制,成为该地区最普遍的治理形式。然而,拉美地区当下的民主质量不高,仅仅停留在"选举民主"的层面,就权利保障而言乃是不自由的民主,与自由的民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尽管如史密斯所言,新左翼的崛起体现了拉美地区民主的辩证法,但在一些国家,左翼意识形态被该地区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所绑架,并对地区原本就不自由的民主造成了严重损害。本文认为,鉴于地区主要国家的经济陷入长期衰退,"钟摆效应"造成政治损耗,以及国际层面美国特朗普现象和英国脱欧公投背后的民粹主义崛起和全球化的可能逆转,拉美地区短期内很难跨越不自由民主的陷阱。     

巴西化解和防控地方债务危机的启示

再民主化后的巴西曾先后爆发三次地方债务危机,制度根源在于1988年宪法在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的不当分权。在2000年之前,巴西联邦政府多次试图通过中央救助化解地方债务危机,均告失败。2000年以后,卡多佐政府以《财政责任法》防控地方债务风险,以审计法院作为监督机构,取得成功。巴西经验为我国防控地方债务风险提供了若干重要启示。     

巴西的法治道路与现代国家构建问题

巴西法治道路存在明显的秩序短板,这与其现代国家构建问题有关。从法治的秩序维度考察,巴西独立以来的法治道路与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先"治民"、后"治官"最后才"治王"的路径正好相反。在"治王"方面,巴西的皇帝、将军和总统在不同时期构成巴西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驯服"王者"并不容易。近40年来,通过国会两次成功弹劾,巴西总统的权力已经得到极大限制。在"治官"方面,"洗车行动"开创了一个法检警协同合作的反腐败新模式,法治反腐取得重要成就。但是,巴西法治建设在"治民"方面长期表现不佳。巴西法治道路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现代国家构建视角得到一定解释。结合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现代国家构建可以分为国家合法性、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三个层次。通过考察巴西的现代国家构建,可以发现它的国家合法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国家自主性不足、国家能力软弱,且在短期内无法有效解决。可以说,巴西法治的秩序短板实质上是国家能力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