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上的被害人同意能力

被害人的同意能力是被害人同意生效的要件之一，包括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两个要素，在判断上分为事实性和规范性两个层次。同意能力的确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既不能从刑事责任能力中直接推导，也不以民法上的行为能力为必要。在刑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以刑法规定为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能简单照搬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而是应当具体考虑行为人的年龄和心智状况，结合案件发生的具体场景以及被害人支配的具体法益，综合考量加以确定。     

复数法益下的被害人同意——“优势法益说”之提倡

在构成要件的保护对象是复数法益时，被害人同意的出罪功能受到限制。以往的“选择性理论”和“累积性理论”不能妥当地说明同意在复数法益下的出罪效果。将复数法益“单一化”处理，也不是圆满的解决方案。应该根据刑事政策和立法选择来确定复数法益中的“优势法益”，只有当有效的同意指向“优势法益”时，同意才能排除整个构成要件的不法。     

身兼两地人大代表，“合法但不妥”

企业家梁广镇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被立案侦查，但因其身为广东省云浮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两地人大代表，在是否许可检察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移送法院进行刑事审判时．两地人大常委会意见相左．检察机关左右为难。案件被迫搁置。对这种现象究竞应该怎么看？对此类问题又该如何处理？本期“一家之言”的作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

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自我决定权的解释力辐射到被害人同意、被害人自陷风险、诈骗罪中的被害人怀疑与错误、自诉以及刑事和解等诸多刑事法领域。家长主义是自我决定权在刑法上的对立者与保护神。现代语境下,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的关系呈现出既有正向排斥又有逆向制约、既要积极保障又要拒绝溺爱性保护的复调结构。这种二元互动的理论框架,能够向下在微观层面为具体的被害人教义学问题提供思想支撑;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则取决于解释者的价值立场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倾向。     

论被害人同意的体系性地位——一个中国语境下的“德国问题”

关于被害人同意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德国刑法学界历来有"二元论"和"一元论"之争。对于我国主张全面引入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革命派"而言,需要审慎思考"一元论"对刑法学理论发展的深度影响;对于主张维持"四要件"基本格局的"改良派"而言,也可以从"一元论"中汲取资源,将被害人同意纳入"四要件"框架内予以重新解释。此外,笔者认为以同意的体系性地位之争为辐射源,可以从中引申出关于法益概念以及问题性思考等具有一般性意义、需要各种立场共同回应的深层次问题。     

复数法益下的被害人同意——"优势法益说"之提倡

在构成要件的保护对象是复数法益时.被害人同意的出罪功能受到限制.以往的"选择性理论"和"累积性理论"不能妥当地说明同意在复数法益下的出罪效果.将复数法益"单一化"处理,也不是圆满的解决方案.应该根据刑事政策和立法选择来确定复数法益中的"优势法益",只有当有效的同意指向"优势法益"时,同意才能排除整个构成要件的不法.     

盗窃罪中的被害人同意

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违反占有人意愿而转移财物的占有;相反,得到占有人同意而取走财物,就可以排除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将被害人同意的一般原理与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具体特征相结合,能够强化刑法总论与各论之间的整合与协调,促进刑法教义学的纵深发展。运用"预设的同意"理论,可以有效回应ATM机等自助型机器类案件中的疑难问题:使用"伪币"从机器处取得财物的,构成盗窃罪;使用真币从机器处取得财物后又抽出真币的,构成针对真币的盗窃罪;非法使用他人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不构成盗窃罪;使用信用卡利用ATM机故障恶意取款的,构成盗窃罪。在盗窃陷阱的场合,应根据是否存在同意而区分既遂和未遂。按照"客观权限+审核义务"的标准来区分盗窃罪间接正犯与三角诈骗,体现了对被害人意愿的尊重。     

"被害人承诺"还是"被害人同意"?——从犯罪论体系语境差异看刑法概念的移植与翻译

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犯罪论体系中，“被害人承诺”的概念专指一种针对故意伤害与毁坏财物的违法阻却事由，并不能涵盖所有得到被害人同意的情形。如果忽视我国大陆通行的“四要件”理论与日、台犯罪论体系的结构性差异，仅仅移植“被害人承诺”的文字表述，需要付出很大的改造成本，在对外学术交流中也易产生误解。相比之下，无论目前的犯罪论体系是否变革，“被害人同意”都是一个多面兼顾的概念。本文通过梳理“承诺”一词的移植史，一方面为“同意”的用法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对于近年来国外理论引入过程中，仅仅重视新鲜术语本身的表述形式，却常常忽略概念的实质内涵和体系性地位的“徒有其表”的术语移植现象进行反思。     

未竟的循环——“犯罪论体系”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展开

回首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刑法学,是一段向异域学习的历史,是一段移植的历史,这段历史的轨迹也是很清晰的:德日-前苏联-德日。在“大历史的视野”中,去考察“犯罪论体系”这一中国刑法学理论在近现代中国一百余年的命运,把握中国刑法学理论在近现代一百年间演变的脉络,从而可以看出所谓“未竟的循环”,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是在痛定思痛后,所做出的理性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