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的三维考察

借助于信息社会的发达和网络媒体的传播，重庆雷政富案、铁道部刘志军案以及GSK跨国行贿案等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大关注。在屡创新高的行贿数目夺人眼球之际，案件中性贿赂是否入罪的争论也成为舆论的焦点。     

解释论之解释——简评刑法中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之争

本文首先从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共许前提出发探讨两者的主要分歧所在,接着提出不同解释方法之关系对两者讨论所形成的影响,最后希望集中于＂可能语义＂和＂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重新梳理形式解释论在刑法解释论中的体系,以求得理论内在的逻辑自洽。     

中国古代刑法的社会心态研究——以包公故事为角度的切入分析

本文借助包公故事这一反映当时社会心态的媒介,选取涉及刑法问题的典型公案戏,主要论及了当时社会大众对道德、法律和诸多问题的认识。其中,很多社会心态与今日并无本质不同。因此,对该种社会心态形成和传播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当今社会。     

论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相互关系和互补共进

犯罪学和刑法学都是以犯罪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犯罪学关注的是犯罪人,刑法学关注的是犯罪人的行为。两者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或是"陌路人"?在中国社会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由于对犯罪的关注过多和过重地集中在通过刑法进行严惩和打压,但是我国社会目前阶段的犯罪依然处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生状态"。因此,如何认识犯罪的生存和产生的原因,如何实现对犯罪的全面预防和遏制,如何扭转重严惩轻预防的刑事政策,其更大社会责任的观念提升将历史地降临在犯罪学身上。犯罪学和刑法学如何实现相互联动和互补共进,将是犯罪学和刑法学的共同任务。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重读与重构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范畴上承古老的自然法思想,下启现代的刑事法话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自然犯与法定犯在区分标准和实际价值上的争议主要源于该范畴从犯罪学向刑法学,应然立法向实然司法和国际刑法向主权刑法的历史演变。在罪刑法定原则统摄刑事法学的背景下,滥觞于犯罪学的自然犯与法定犯范畴理应进行现代刑事法学的概念更新和理论重构,从而在区分法定犯和行政犯的基础上建立自然犯与行政犯的范畴,促使立法者针对不同犯罪类型建立稳定性与适应性并存的刑事立法模式和完善不同犯罪类型的法律责任体系。     

新背景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若干要素分析和对策——来自浙江后郑村与贵州光明村的实证研究

十七大新土地政策的颁布与金融危机带来的劳动力转移构成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新时代背景，本文通过对东西部两个村落的切片分析得出两地农地流转规模、效率以及效益的差别，并着重从农户土地转出和转入两个维度探讨此种现象出现的背后缘由，从而自然推导出我们到底该如何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进一步提高农村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