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改制与社区资源整合——以赤壁市蒲纺集团单位社区改制为个案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改制社区重建被提到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国企改制社区重建关系到企业改制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因此改制后社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本文以对湖北省赤壁市蒲纺集团改制过程中社区重建为个案,分析了社区重建过程中社区的自我整合状况,为同类社区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多重制度继替整合：单位改制社区利益关系重构

＂单位改制社区＂利益关系重构是社区利益不断分化和整合的动态过程,实质是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关系重新建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自发性、诱致性、强制性制度资源导入和交替作用,共同推动社区利益关系的重构。实践证明,不同的制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挥的效能和作用的力度存在差异性,几种制度的有效兼容可以促进社区利益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管理思想及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被提到国家治理的层面。尽管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具有本质的区别,但两者之间具有传承性和连续性。因而,对马克思经典作家社会管理理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其中关于国家职能与社会管理、公共需求与社会管理、党的领导与社会管理、公共权力与社会管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管理等问题的研究,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资源。     

土地流转进程中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变革

在城乡统筹的进程中,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使农村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消解。在此过程中,乡村基层社会结构重构,并由此带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     

体制涅槃: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基于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理论探索

缘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的差异,西方社会学者对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基于此理论视角,中国学者在分析社会治理问题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思路,预设了不同的操作路径。主张重塑"国家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主体性互构论",强调在社会治理中实现"国家在行动、市场在行动、社会在行动",推动"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合作共治、互构互强,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呼应,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必然性及实现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从提出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它既是治国的理想,又是治国的方略和机制,也是治国的结果和目的,是目的和过程的统一。而和谐社会的实现有赖于我们用科学的理论支撑来论证,并用科学的价值观来引导和推进,从而将构建和谐社会从理论的可能性转化为实践的现实性。     

单位社区的终结和社区治理的转型——以湖北省X市L集团三个社区为个案

湖北省X市L集团三个社区改制前后治理方式的变迁表明,单位体制下,单位是社区管理的主体,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导致社区治理失灵;随着社会转型,社区治理逐步走向多元共治阶段,多元共治模式是社区治理逐步走向善治的有效治理模式。     

数字化时代城市空间逻辑的形态转向与制度安排

传统城市权利理论中的城市发展具有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逻辑。自然空间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载体，其特性决定了资源在自然空间分布上必然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社会空间体现为与城市生产相关的社会关系，其生产依赖于自然空间并决定着城市资源的再分配与城市规划的内在逻辑。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数字空间，与自然空间类似，数字空间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数字空间使城市资源的平等享有成为可能，但数字空间的生产仍存在资本参与及数据资源垄断的可能。为了实现数字化时代城市治理的科学化，保障城市数字化转型下的城市权利，必须认识到数字资源的重大价值，通过制度构建充分发挥资本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保障数字空间边缘群体的权利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