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与死刑适用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犯罪发生以后,在司法人员的主持下,使被害人和犯罪人直接协商以达成谅解,协商结果影响到刑事处分措施的制度。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罪后情节,不仅从客观上对罪行所造成的损害进行了弥补,而且主观上表明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因此,刑事和解可以成为死刑适用的重要参考因素。刑事和解与死刑裁量的标准我国刑法规定,死刑只能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     

社会转型与经济分析:刑事政策的理论重构

我国有关刑事政策的学说基本上属于政治语境下的刑事法律分析,这种狭义的刑事政策理论并没有全面地把社会转型期深刻的社会结构冲突作为理论背景,缺乏经济分析的范式,不能契合社会转型期犯罪现象的规律.刑事政策理论应以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为分析对象,充分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科学地建构刑事政策.     

“星二代”违法犯罪案件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考问

对星二代违法犯罪的媒体报道、行政和刑事应对措施存在诸多违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和基本理念的问题。应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不被不当利用与披露。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制度需要改革，刑法的规定应当与刑事司法制度相协调。对未成年人行政违法和轻罪案件的调解、和解应当强调未成年人对责任的承担和主观的悔罪态度。     

信息时代对刑法解释论的究问——ATM机盗窃案和“艳照门”事件引起的法律思考

信息时代背景下的ATM机盗窃案和“艳照门”事件凸显出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司法解释与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刑法解释论中，客观解释论居于优势地位。客观解释论是当代中国必然的选择。坚持客观解释论，不能超越法律文本的可能文义。     

论青少年恢复性刑事司法——我国建立少年法院的配套改革

在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捐导下，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西方青少年法院系统正面临着从正式的刑事司法向吸纳非正式模式，从矫正修复和惩罚到恢复性司法的改革。借鉴西方青少年司法的实践，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之际，同步进行青少年恢复性司法的配套改革势在必行。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抽象危险犯。针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有毒或有害食品的司法认定、主观上明知和客观上因果关系的证明等问题,应当进行刑法与刑事程序法、刑事证据法的一体化思考和安排。     

临床医生收取红包行为的性质

商业贿赂犯罪是近年来我国刑事政策上治理的重点。对于这种犯罪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种犯罪的规律和特点,以及对这种犯罪准确惩处,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发生。本组笔谈共有6篇文章,分别从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基本思路、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与立法、商业贿赂犯罪的客体解读、临床医生收取红包行为的性质、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及商业贿赂犯罪的侦查管辖与证据效力等方面展开分析,以期引起讨论。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近年来,我国某些基层法院在死刑案件中试行刑事和解受到诸多非议。西方国家严重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成功实践可资借鉴。在我国,刑事和解可以成为裁量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重要参考因素。应当适当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期间,创设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程序性规定。应当允许死缓执行过程中的刑事和解。     

刑事有利于被告原则实体考察之我见

近年来,刑法学者对“有利于被告原则”或“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这两种称谓以及理论背后的价值基础,在理解上存在分歧,主要集中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或者说“有利于被告原则”是否具有实体法意义,特别是在刑法解释中是否以之为基本原则。笔者就此略陈管见。     

论意志决定自由的刑法保护——胁迫、强制行为的犯罪化思考

对侵害“意志决定自由”的严重危害行为予以放任,是刑事法网的一处漏洞,为了保护自由法益的内在层面,应当增设胁迫罪和强制罪,这既符合罪刑均衡原则,也利于推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理念。我国在强制罪、胁迫罪立法方案上,应单设普通犯罪构成而不设加重犯罪构成。